討論中國檔案學的學科評價機制，實際上就是如何選擇或制定一定的標準，對該學科進行評價的問題。如果沒有一種評價標準，就很難作出對中國檔案學的正確判斷，就無法理性地把握學科的發展，甚至不能說明該學科的基本屬性。因此，制定和選擇科學理論的評價標準，就成為中國檔案學研究不可逾越的環節。
一、中國檔案學理論評價標準的選擇
在以往對中國檔案學理論的評價過程中，人們習慣的作法基本上是采用事實評價，即要求理論與事實相符合。但是，筆者認為，相對于理論而言，檔案管理實踐的局限性在于其直接目的并不是為了形成理論，而是產生具體的工作結果。因此，檔案學理論作為一種科學體系，它取決于檔案管理實踐，但不是檔案管理實踐的“臨摹品”，并不能也沒有必要直接再現檔案管理實踐中的所有問題。也就是說，雖然采用事實標準對檔案學進行評價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完全采用事實標準來評價檔案學理論，則會遇到由于標準本身的缺陷而帶來的困難。
(一)采用事實評價存在邏輯的困境
這種“困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經驗事實很難充分證實和評價一種理論。人們的經驗事實是特殊的、有限的狀態，而科學理論則是普遍的、全稱的命題；因此，我們如果用特殊的、有限的經驗事實去證實、評價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全稱的命題，其判斷和評價的結果并不具有邏輯的必然性。
其二是作為不可觀察物的理論不能夠采用可以觀察的結果去證實和評價。如果作為不可觀察物的理論必須用可觀察的結果去評價，由于這種外展推理本身就不科學、不合理，所以這種評價的結果也就無所謂真與假、正確與錯誤、最優與最劣。
其三是觀察滲透著理論，觀察本身也是要以理論為指導的。因為任何感覺材料或原始事實在未被概念化之前沒有認知意義，所以人們的感官本身或者未加工的事實并不能成為評價科學理論所需要的證據。因此，每一種理論的支持者總是利用他所偏愛的理論的概念系統，把原始事實概念化或語言化，這樣就使被評價的理論問題陷入邏輯循環和預期理由之中。我國檔案界對檔案學的種種非議往往就是這種“邏輯的困境”所造成的直接結果。
(二)采用事實評價存在操作的困難
這種“困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具體的事實難于包容全部的歷史。這是因為任何科學理論都不是靜態的知識實體，而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歷史過程，所以科學理論也是一種歷史“產品”。這樣一來，科學理論的提出、評價和接受，在某種程度上也依賴于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環境。比如，對“檔案自然形成規律”理論的認識與評價，就不能離開“大躍進”中種種非正常行為及其社會背景；討論電子文件問題，也不應忽視新技術革命對社會發展的種種影響。然而，時過境遷，當人們采用當今的事實對一種理論進行評價時，那種造就理論的歷史卻往往容易被忽視。
其二是經驗事實可以根據“經驗者”的意志去修正。當某種理論與經驗事實不相符時，人們總可以人為地使理論與事實相適應。也就是說，人們在相互競爭的理論之間作出選擇時，不僅依賴于共有的準則，還依賴于一些因個人經歷和個性不同而各異的因素。比如，個性心理、所受教育、專業研究的模式、社會思潮的影響等，這就使得事實評價的結果帶有很強的人為色彩。因此，科學評價一種理論的狀態，如果僅僅依靠事實評價是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的。①
(三)理性價值評價標準及其應用
正是由于事實評價本身和實施過程中的種種困難，使另外一種科學理論的評價標準應運而生。這就是科學理論評價中的理性價值評價標準。價值評價標準是愛因斯坦在論述科學理論的評價時提出的。他認為，科學理論的評價具有兩種標準：其一是“外部的證實”,即事實評價；其二是“內在的完備”或“內部的完美”(inner perfection)，它指的是對作為科學理論前提的“自然性”或“邏輯簡單性”的要求。雖然愛因斯坦并未對作為理性價值評價標準前提的“自然性”或“邏輯簡單性”進行詳盡闡述，但是，根據李醒民先生對愛因斯坦各種言論以及哲學思想的研究，可以初步確定“自然性”就是“邏輯簡單性”。在愛因斯坦看來，“邏輯的簡單性”是對科學理論形式體系的基礎的要求，即一個理論前提的簡單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種類就越多，它給人們的印象也就越深；而在理論前提簡單的基礎上，科學理論體系本身也應當是“統一、”“和諧”和“對稱”的。這種“統一”、“和諧”和“對稱”是對科學理論體系的美學要求，也是“自然性”的基本含義。這就是愛因斯坦所倡導和應用的科學理論的理性價值評價標準。
在愛因斯坦之后的許多科學家又相繼提出了理性價值評價標準的其他要求，這些要求與愛因斯坦的理論一起共同構成了理性價值評價標準的科學體系。從總體上看，這些標準體現了以科學理論的結構與整體水平為評價對象、可以被正常認知能力的人所接受、具有可供操作的規范和方法，以及與科學研究對象、材料和結果等客體取向密切相關等基本特征。理性價值評價是相對意義上的評價，它是相對于事實評價僅要求科學理論正確性而言的，是一種對科學理論的前提和體系完美的要求。此外，理性價值評價還給予了科學理論更多的人文關懷，進而使科學理論避免了客觀主義的非人格化傾向。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檔案學及其理論的價值實際上就是中國檔案學及其理論滿足社會需要的程度。在以往對中國檔案學及其理論的評價中，人們大多注意了這種理論與社會實踐的吻合程度，也就是采用了“外部證實”—事實評價的方法。這種方法的好處在于比較直觀和易于掌握，在中國檔案學及其理論發展的特定階段起到了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但是，正如上文中指出的那樣，這種方法會遇到由于標準本身的缺陷而帶來的困難。因此，需要一種根據理論的“內部”的狀況去說明理論價值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愛因斯坦等所推崇的理性價值評價的方法。理性價值評價標準的積極意義突出地表現在，它是一種通過學科的本身特征去分析和說明學科狀態，進而揭示這一學科對科學理論本身的貢獻的評價機制。
二、中國檔案學在科學學科結構中的定位
通過學科在科學體系中的定位來評價其價值，是理性價值評價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檔案學者多年來一直在反復探尋的問題。筆者認為，中國檔案學在科學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最終將取決于兩個因素，即中國檔案學的研究對象的層次和中國檔案學與其領屬學科的關系。其中，中國檔案學的研究對象的層次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一)中國檔案學研究對象的層次
在人類社會已經確認的學科中，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研究對象，而這些研究對象既涉及物質的層次，又涉及物質運動的級別。在一般情況下，每一種特殊的物質類型都有嚴格確定的相應運動形式與之對應。換句話說，一定的運動形式都有其特殊的物質承擔者。如果將運動形式作為科學體系中的一個維度的話，就不難發現每一門學科與運動形式之間的對應關系。比如，社會活動所對應的社會學、政治活動所對應的政治學、管理活動所對應的管理學等。這就是科學學科的一維結構。在此基礎上，再將運動的物質層次和運動的進化程度作為科學體系中的另外兩個維度，即物質層次維和運動程度維，使科學體系真正成為一個可供觀測空間。建立這種“觀測空間”的意義在于，當不同的學科沿著由個體、群體、組織和社會所構成的物質層次維向前發展時，就可以清晰地發現每一種運動的物質承擔者的轉移在相應學科理論擴展中留下的印記；當不同的學科沿著由初級、中級、高級等所構成的運動程度維向前發展時，就可以清晰地發現不同運動的升級在相應學科理論深化過程中留下的印記。如果這兩種結果與運動形式所對應的結果加以綜合考查的話，就會為研究學科的定位問題提供一個更為理性的方式。實際上，每一種社會活動都是在運動形式、物質層次和運動程度所構成的三維空間中發展的。因此，只有同時從三個維度中尋找某一門學科的確定點，才能確定該學科在科學三維空間中的坐標，從而正確地把握該學科在科學體系中的位置，并進一步了解其發展狀態。
根據我國檔案學界通行的說法，中國檔案學是一門以揭示檔案現象的本質與規律為目的的學科。而所謂“檔案現象”，就是由檔案引發的各種現象。如對檔案的管理、對檔案管理活動進行的籌劃等等。實際上，檔案現象的基本構成就是檔案。因此，我國檔案學界對檔案學的界定及其結果，都是以此為出發點的。如果將檔案作為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就必須考慮這門學科所研究的物質類型所對應的運動形式。檔案學并不是簡單地以研究特定載體的內容與形式為目的的學科。因此，對檔案學認識也不能停留在對其研究載體的認識上，而是要更多地研究這種物質載體所對應的物質運動的形式。中國檔案學的研究對象的物質載體所對應的物質運動形式，是一種以保管和開發信息資源為基礎內容的管理活動。具體地講，中國檔案學對檔案、檔案組織、檔案運動方式等問題的研究，都是有其特定的管理活動背景和目的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認定檔案學是一門管理科學更為確切――這個結果更接近檔案與其物質類型所對應的運動形式之間的關系。再則，正如筆者一貫主張的那樣，檔案作為管理活動的特有形式――文件方式的基本內容，不僅僅是一種歷史記錄，也不僅僅是一種面向未來的信息資源，而是一種非常確切的現實管理因素。作為一種物質的層次而言，檔案所“記錄”的不僅僅是“信息點”，而是一種“管理區間”，即管理程序的科學連接方式和模式，因此。中國檔案學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對信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之外，其更大的優勢可能在于從文件的運動規律中總結出管理活動的基本規律。這就是中國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在運動形式維和物質層次維上所呈現的結果。中國檔案學在科學學科結構中的位置，正是由它所研究的物質對象的運動形式、層次和程度決定的。
(二)中國檔案學與其領屬學科的關系
檔案作為一種管理現象，它的運動形式、層次和程度所對應的理論成果必然構成一門管理學科。因此，中國檔案學的建構和發展就必須遵從管理學的發展規律。
首先，中國檔案學的直接研究對象――檔案是一種管理現象。檔案是作為管理基本方式――文件的特殊存在形式，它的形成實際上是對文件“剝離”的一種結果；從本質上講，檔案不能完全脫離文件而獨立存在。因此，檔案――文件的基本功能是管理活動賦予的，其基本內容是與管理活動相一致的。具體地講，檔案――文件并不是以知識的傳播和積累為首要目的，它所記錄的是管理活動的特定狀況。正是基于這一點，使它與其他信息載體存在很大差異。也正是這種差異，使檔案――文件的管理方式與價值取向與其他信息載體存在很大的不同，而這種研究對象的不同才是中國檔案學獨立于其他學科的基本前提。中國檔案學作為一門研究管理現象的學科，它的邏輯起點、建構方式，乃至基本的理念與模式，都是與管理活動密切相關的――從管理現象的狀況和特征活動出發，通過對管理活動基本方式的系統分析，研究和揭示管理活動的基本規律。這就是由中國檔案學直接研究對象所規定的學科基本屬性，也是它作為管理科學重要分支的基本依據。
其次，中國檔案學的基本學科結構是按照管理科學的模式設定的。從“管理主體”、“管理對象”和“管理過程”的研究，到部分地涉及管理活動的價值取向，使中國檔案學基本具備了一門管理科學的基本結構特征。而一門學科的基本結構特征是其區別于其他學科的主要依據。也就是說，一門學科的歸屬必須以其基本學科結構為判定標準，而不能依據這門學科的其他結構。否則，就會出現學科分類體系的混亂。在我國檔案學研究的歷史上，曾經一度將檔案學歸入歷史學的輔助學科，其主要的依據是《檔案文獻編纂學》的結構和功能。需要指出的是，“為歷史研究提供素材”乃至從整體上“為歷史研究服務”，并不是中國檔案學基本學科結構所體現的功能，而是其學科“衍生結構”的一種價值取向；這些“衍生結構的價值取向”相對于中國檔案學的學科基本結構而言都是非主流的。之所以一門學科的衍生結構的價值取向不能作為評定學科屬性的依據，是因為一門學科在“衍生結構”層次上的“價值取向”并不是惟一的。具體到中國檔案學而言，在其“衍生結構”層次上還存在諸如《檔案保護技術學》、《檔案學概論》(“衍生之衍生”)等學科，如果按照這些學科結構和功能來界定中國檔案學的屬性，那就會得出技術科學或者科學哲學的結論，而這些結論與中國檔案學的實際狀況是不相符的，也是不能為檔案學界所接受的。因此，中國檔案學的基本結構特征，是決定其學科歸屬的重要依據。
三、中國檔案學在科學演化結構中的定位
科學學科的發展是存在一定歷史順序的。不論是就具體學科而言，還是從科學學科總體發展狀況來說，都存在這種情況。也就是說，在學科發展的不同階段，它所呈現的狀況是不盡相同的。因此，可以根據某一學科的特定發展狀況，評估其在整個科學體系中的位置。這就是美國當代著名科學哲學家、科學的理性價值評價倡導者T．庫恩(Thomas Kuhn)提出的科學發展的動態模式。
(一)庫恩的科學發展動態模式。T．庫恩1943年畢業于哈佛大學物理系。他在攻讀物理學博士期間，對科學史發生了興趣，并形成其科學觀。1958年到1959年間，T.庫恩在斯坦福行為研究中心任研究員，他發現各位社會科學家對于科學的合理性問題和科學方法的本質存在著許多深刻的分歧，而自然科學家對這一切也沒有更可靠、更穩定的答案。他還發現，心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們所特有的根本原則上的爭論，在自然科學的各部門卻沒有――這緣于自然科學家的共同體成員之間意見的一致。這種“一致”是解決問題的一組標準事例。于是T．庫恩就找到了闡述其科學觀的核心概念――范式。根據這種核心概念，T．庫恩于1961年完成了一部在科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③
T.庫恩認為，任何一門科學在形成公認的范式之前，處于相互競爭的前范式或前科學階段；一旦形成范式，就標志著該科學已經成熟，進入常規科學階段；在常規科學階段，科學共同體在范式的指導下解決各種疑難，使科學得到迅速的發展；科學發展必然會出現用原有范式解釋不了的種種反常現象；反常現象積累多了，就會造成原有范式的危機，使該科學進入危機階段；而危機的結果則必然導致科學革命，即從舊范式過渡到新范式，或用新的科學共同體取代舊的科學共同體，進而重新進入了新的常規科學階段。
(二)中國檔案學的演化“范式”
在我國檔案學界通行的認識中，中國檔案學是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的一種理論。中國檔案學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重要時期。
第一階段是中國檔案學的形成和初步發展時期，時間為20世紀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筆者之所以將這一時期稱為中國檔案學的形成和初步發展時期，是因為這一時期存在一些與中國檔案學本身(確立)密切相關的標志性事件：其一是“檔案學”一詞在我國的正式出版物中首次被提及。即滕固在《檔案整理處的任務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提出的“用科學方法處理檔案，有叫做檔案的學問”；其二是出版了一批中國檔案學的早期著作。如程長源的《縣政府檔案管理法》、何魯成的《檔案管理與整理》、周連寬的《檔案管理法》和殷鐘麒的《中國檔案管理新論》以及《行政效率》雜志上刊載的大量關于檔案管理及檔案學研究的文章；其三是隨著檔案管理工作的發展和檔案教育工作的出現，形成了一批以檔案管理為研究內容的學者。但是，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檔案學研究所涉及的問題相對較少。而且比較分散，并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檔案學。這與庫恩提出的前科學階段有幾分相似。如前所述，庫恩所稱的“前科學階段”是指作為人類知識的規范化形態的科學在獨立存在之前的工作形態的知識和研究的總和。前科學階段的特點是：從事同類學科的科學工作者對共同研究的問題基本觀點很不一致，許多理論經常爭論、相互批評和競爭，沒有形成為大家都能夠接受的公認的理論(范式)。因此，前科學階段的理論和研究存在“不確定性”、“易變性”和“待定性”等特征。
第二階段是中國檔案學的重構與漸進發展時期，時間為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國家規模的檔案事業開始起步，其相應的理論研究――中國特色的檔案學科體系也開始了其重構的歷程。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與中國檔案學本身密切相關的標志性事件，比如，檔案學在1956年被列入國務院規劃委員會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中國人民大學開設歷史檔案系并形成由，《檔案管理學》、《技術檔案管理學》、《檔案文獻編纂學》、《檔案保護技術學》和《中國檔案史》等學科組成的教學體系、和專業研究人員，創辦了中國檔案學的研究陣地——《檔案工作》(原為《材料工作通訊》)并開展了對檔案學若干問題的討論等等。這些都可以說明中國檔案學已經得到國家和社會的承認，正在逐步向獨立的學科過渡。這一時期的某些特征與庫恩提出的常規科學階段十分類似。庫恩所稱的“常規科學階段”，是指嚴格根據一種或多種已有科學成就進行的科學研究，某一科學共同體承認這些成就是一定時期內進一步開展活動的基礎。也就是說，常規科學階段就是科學家集團嚴格按照既定的理論規范(范式)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發展階段，是科學發展的成熟階段。
第三階段是中國檔案學的完善與繁榮時期，時間為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需要說明的是，我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出現了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在這種環境中，檔案學的研究也受到幾近毀滅性的沖擊。因此，有的學者將這一時期作為中國檔案學發展的一個階段。④實際上，這一“階段”在學科研究方面幾乎毫無建樹；如果刻意要按時間維度來描述中國檔案學的話，那么，這一階段也只能稱其為“負發展階段”。20世紀70年代之后，隨著國家政治、經濟狀況的恢復，中國檔案學的研究也逐步趨于正常，開始了新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突出特點是檔案學的分支學科不斷建立、檔案學的研究重點開始向基礎理論轉化、檔案學的研究隨著實際問題的拓展而出現了一些新的領域、檔案學研究主體的變化使其理論產生多元化的趨勢等。正如庫恩在描述常規科學階段之后的情形時所說的，由于事實和理論中所包含的本質上的新東西的作用，在現有范式下進行的研究就必然是一種特別有效地引起范式變化的方式。也就是說，在這一時期，常規科學卻不斷揭示出與范式預期不相符合的反常現象，科學家也一再發明出嶄新的理論。因此，使科學進入了一個不穩定時期，而這種“不穩定”的根源則是常規科學長期解不開的、它所應當解開的難題。目前，中國檔案學“因成長所帶來的煩惱”，也正是源于這些“長期解不開的、它所應當解開的難題”。而隨著這些問題的再次被提出和逐漸被解決，就預示著一個科學發展的新階段的到來。
如果將中國檔案學的發展與庫恩所描述的科學發展動態模式進行簡單比較。幾乎可以認為，中國檔案學已經具備了科學發展正常形態的基本待征。這種結論同我國檔案學界對自身的評估也是基本一致的，即中國檔案學已經成為一門科學。⑤但是，庫恩理論的真正意義在于根據某一學科的特定發展狀況，評估其在整個科學體系中的位置；而在庫恩的評價體系中，對一門學科發展狀態的認定，是看其是否具備“范式”。也就是說，范式是庫恩的理論模式的一個核心慨念。盡管庫恩自己也沒有能夠為范式給定一個完整、惟一的定義，但是卻為科學的形成和發展規定了一個起碼的“下限”，即要有可以公認的科學準則和規范，要有圍繞著這種“科學準則和規范”而形成的具有共同信念的科學家集團。實際上，庫恩就是根據這種標準來商量和評判一種理論體系是否已經構成一門科學及其處于何種狀態的。如果按照這種思路去分析中國檔案學的狀況，特別是用“范式”去衡量我國檔案學界存在的對一些基本理論曠日持久的爭論，就會產生一些憂慮。而這些“憂慮”集中到一點，就是我國檔案學界所認定的這門學科究竟是正在突破已有的范式，還是根本就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范式?也許這才是中國檔案學取得科學資質的癥結所在。當然，一門學科得到科學界的認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自身能夠認識并且找到一種自我發展的正確模式。這才是一門學科真正走向成熟的標志。
注釋： ①李醒民：《科學理論的價值評價》，《自然辯證法研究》1992年8期。 ⑦李醒民：《科學理論的評價標準》，《哲學研究》1985年第6期。
③T．庫恩著、李恒寶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版。
④吳寶康主編：《檔案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頁。
⑤吳寶康著：《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l13頁。
（郭紅解、李軍摘自《檔案學》2004年第4期）
一、中國檔案學理論評價標準的選擇
在以往對中國檔案學理論的評價過程中，人們習慣的作法基本上是采用事實評價，即要求理論與事實相符合。但是，筆者認為，相對于理論而言，檔案管理實踐的局限性在于其直接目的并不是為了形成理論，而是產生具體的工作結果。因此，檔案學理論作為一種科學體系，它取決于檔案管理實踐，但不是檔案管理實踐的“臨摹品”，并不能也沒有必要直接再現檔案管理實踐中的所有問題。也就是說，雖然采用事實標準對檔案學進行評價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完全采用事實標準來評價檔案學理論，則會遇到由于標準本身的缺陷而帶來的困難。
(一)采用事實評價存在邏輯的困境
這種“困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經驗事實很難充分證實和評價一種理論。人們的經驗事實是特殊的、有限的狀態，而科學理論則是普遍的、全稱的命題；因此，我們如果用特殊的、有限的經驗事實去證實、評價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全稱的命題，其判斷和評價的結果并不具有邏輯的必然性。
其二是作為不可觀察物的理論不能夠采用可以觀察的結果去證實和評價。如果作為不可觀察物的理論必須用可觀察的結果去評價，由于這種外展推理本身就不科學、不合理，所以這種評價的結果也就無所謂真與假、正確與錯誤、最優與最劣。
其三是觀察滲透著理論，觀察本身也是要以理論為指導的。因為任何感覺材料或原始事實在未被概念化之前沒有認知意義，所以人們的感官本身或者未加工的事實并不能成為評價科學理論所需要的證據。因此，每一種理論的支持者總是利用他所偏愛的理論的概念系統，把原始事實概念化或語言化，這樣就使被評價的理論問題陷入邏輯循環和預期理由之中。我國檔案界對檔案學的種種非議往往就是這種“邏輯的困境”所造成的直接結果。
(二)采用事實評價存在操作的困難
這種“困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具體的事實難于包容全部的歷史。這是因為任何科學理論都不是靜態的知識實體，而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歷史過程，所以科學理論也是一種歷史“產品”。這樣一來，科學理論的提出、評價和接受，在某種程度上也依賴于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環境。比如，對“檔案自然形成規律”理論的認識與評價，就不能離開“大躍進”中種種非正常行為及其社會背景；討論電子文件問題，也不應忽視新技術革命對社會發展的種種影響。然而，時過境遷，當人們采用當今的事實對一種理論進行評價時，那種造就理論的歷史卻往往容易被忽視。
其二是經驗事實可以根據“經驗者”的意志去修正。當某種理論與經驗事實不相符時，人們總可以人為地使理論與事實相適應。也就是說，人們在相互競爭的理論之間作出選擇時，不僅依賴于共有的準則，還依賴于一些因個人經歷和個性不同而各異的因素。比如，個性心理、所受教育、專業研究的模式、社會思潮的影響等，這就使得事實評價的結果帶有很強的人為色彩。因此，科學評價一種理論的狀態，如果僅僅依靠事實評價是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的。①
(三)理性價值評價標準及其應用
正是由于事實評價本身和實施過程中的種種困難，使另外一種科學理論的評價標準應運而生。這就是科學理論評價中的理性價值評價標準。價值評價標準是愛因斯坦在論述科學理論的評價時提出的。他認為，科學理論的評價具有兩種標準：其一是“外部的證實”,即事實評價；其二是“內在的完備”或“內部的完美”(inner perfection)，它指的是對作為科學理論前提的“自然性”或“邏輯簡單性”的要求。雖然愛因斯坦并未對作為理性價值評價標準前提的“自然性”或“邏輯簡單性”進行詳盡闡述，但是，根據李醒民先生對愛因斯坦各種言論以及哲學思想的研究，可以初步確定“自然性”就是“邏輯簡單性”。在愛因斯坦看來，“邏輯的簡單性”是對科學理論形式體系的基礎的要求，即一個理論前提的簡單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種類就越多，它給人們的印象也就越深；而在理論前提簡單的基礎上，科學理論體系本身也應當是“統一、”“和諧”和“對稱”的。這種“統一”、“和諧”和“對稱”是對科學理論體系的美學要求，也是“自然性”的基本含義。這就是愛因斯坦所倡導和應用的科學理論的理性價值評價標準。
在愛因斯坦之后的許多科學家又相繼提出了理性價值評價標準的其他要求，這些要求與愛因斯坦的理論一起共同構成了理性價值評價標準的科學體系。從總體上看，這些標準體現了以科學理論的結構與整體水平為評價對象、可以被正常認知能力的人所接受、具有可供操作的規范和方法，以及與科學研究對象、材料和結果等客體取向密切相關等基本特征。理性價值評價是相對意義上的評價，它是相對于事實評價僅要求科學理論正確性而言的，是一種對科學理論的前提和體系完美的要求。此外，理性價值評價還給予了科學理論更多的人文關懷，進而使科學理論避免了客觀主義的非人格化傾向。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檔案學及其理論的價值實際上就是中國檔案學及其理論滿足社會需要的程度。在以往對中國檔案學及其理論的評價中，人們大多注意了這種理論與社會實踐的吻合程度，也就是采用了“外部證實”—事實評價的方法。這種方法的好處在于比較直觀和易于掌握，在中國檔案學及其理論發展的特定階段起到了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但是，正如上文中指出的那樣，這種方法會遇到由于標準本身的缺陷而帶來的困難。因此，需要一種根據理論的“內部”的狀況去說明理論價值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愛因斯坦等所推崇的理性價值評價的方法。理性價值評價標準的積極意義突出地表現在，它是一種通過學科的本身特征去分析和說明學科狀態，進而揭示這一學科對科學理論本身的貢獻的評價機制。
二、中國檔案學在科學學科結構中的定位
通過學科在科學體系中的定位來評價其價值，是理性價值評價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檔案學者多年來一直在反復探尋的問題。筆者認為，中國檔案學在科學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最終將取決于兩個因素，即中國檔案學的研究對象的層次和中國檔案學與其領屬學科的關系。其中，中國檔案學的研究對象的層次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一)中國檔案學研究對象的層次
在人類社會已經確認的學科中，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研究對象，而這些研究對象既涉及物質的層次，又涉及物質運動的級別。在一般情況下，每一種特殊的物質類型都有嚴格確定的相應運動形式與之對應。換句話說，一定的運動形式都有其特殊的物質承擔者。如果將運動形式作為科學體系中的一個維度的話，就不難發現每一門學科與運動形式之間的對應關系。比如，社會活動所對應的社會學、政治活動所對應的政治學、管理活動所對應的管理學等。這就是科學學科的一維結構。在此基礎上，再將運動的物質層次和運動的進化程度作為科學體系中的另外兩個維度，即物質層次維和運動程度維，使科學體系真正成為一個可供觀測空間。建立這種“觀測空間”的意義在于，當不同的學科沿著由個體、群體、組織和社會所構成的物質層次維向前發展時，就可以清晰地發現每一種運動的物質承擔者的轉移在相應學科理論擴展中留下的印記；當不同的學科沿著由初級、中級、高級等所構成的運動程度維向前發展時，就可以清晰地發現不同運動的升級在相應學科理論深化過程中留下的印記。如果這兩種結果與運動形式所對應的結果加以綜合考查的話，就會為研究學科的定位問題提供一個更為理性的方式。實際上，每一種社會活動都是在運動形式、物質層次和運動程度所構成的三維空間中發展的。因此，只有同時從三個維度中尋找某一門學科的確定點，才能確定該學科在科學三維空間中的坐標，從而正確地把握該學科在科學體系中的位置，并進一步了解其發展狀態。
根據我國檔案學界通行的說法，中國檔案學是一門以揭示檔案現象的本質與規律為目的的學科。而所謂“檔案現象”，就是由檔案引發的各種現象。如對檔案的管理、對檔案管理活動進行的籌劃等等。實際上，檔案現象的基本構成就是檔案。因此，我國檔案學界對檔案學的界定及其結果，都是以此為出發點的。如果將檔案作為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就必須考慮這門學科所研究的物質類型所對應的運動形式。檔案學并不是簡單地以研究特定載體的內容與形式為目的的學科。因此，對檔案學認識也不能停留在對其研究載體的認識上，而是要更多地研究這種物質載體所對應的物質運動的形式。中國檔案學的研究對象的物質載體所對應的物質運動形式，是一種以保管和開發信息資源為基礎內容的管理活動。具體地講，中國檔案學對檔案、檔案組織、檔案運動方式等問題的研究，都是有其特定的管理活動背景和目的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認定檔案學是一門管理科學更為確切――這個結果更接近檔案與其物質類型所對應的運動形式之間的關系。再則，正如筆者一貫主張的那樣，檔案作為管理活動的特有形式――文件方式的基本內容，不僅僅是一種歷史記錄，也不僅僅是一種面向未來的信息資源，而是一種非常確切的現實管理因素。作為一種物質的層次而言，檔案所“記錄”的不僅僅是“信息點”，而是一種“管理區間”，即管理程序的科學連接方式和模式，因此。中國檔案學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對信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之外，其更大的優勢可能在于從文件的運動規律中總結出管理活動的基本規律。這就是中國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在運動形式維和物質層次維上所呈現的結果。中國檔案學在科學學科結構中的位置，正是由它所研究的物質對象的運動形式、層次和程度決定的。
(二)中國檔案學與其領屬學科的關系
檔案作為一種管理現象，它的運動形式、層次和程度所對應的理論成果必然構成一門管理學科。因此，中國檔案學的建構和發展就必須遵從管理學的發展規律。
首先，中國檔案學的直接研究對象――檔案是一種管理現象。檔案是作為管理基本方式――文件的特殊存在形式，它的形成實際上是對文件“剝離”的一種結果；從本質上講，檔案不能完全脫離文件而獨立存在。因此，檔案――文件的基本功能是管理活動賦予的，其基本內容是與管理活動相一致的。具體地講，檔案――文件并不是以知識的傳播和積累為首要目的，它所記錄的是管理活動的特定狀況。正是基于這一點，使它與其他信息載體存在很大差異。也正是這種差異，使檔案――文件的管理方式與價值取向與其他信息載體存在很大的不同，而這種研究對象的不同才是中國檔案學獨立于其他學科的基本前提。中國檔案學作為一門研究管理現象的學科，它的邏輯起點、建構方式，乃至基本的理念與模式，都是與管理活動密切相關的――從管理現象的狀況和特征活動出發，通過對管理活動基本方式的系統分析，研究和揭示管理活動的基本規律。這就是由中國檔案學直接研究對象所規定的學科基本屬性，也是它作為管理科學重要分支的基本依據。
其次，中國檔案學的基本學科結構是按照管理科學的模式設定的。從“管理主體”、“管理對象”和“管理過程”的研究，到部分地涉及管理活動的價值取向，使中國檔案學基本具備了一門管理科學的基本結構特征。而一門學科的基本結構特征是其區別于其他學科的主要依據。也就是說，一門學科的歸屬必須以其基本學科結構為判定標準，而不能依據這門學科的其他結構。否則，就會出現學科分類體系的混亂。在我國檔案學研究的歷史上，曾經一度將檔案學歸入歷史學的輔助學科，其主要的依據是《檔案文獻編纂學》的結構和功能。需要指出的是，“為歷史研究提供素材”乃至從整體上“為歷史研究服務”，并不是中國檔案學基本學科結構所體現的功能，而是其學科“衍生結構”的一種價值取向；這些“衍生結構的價值取向”相對于中國檔案學的學科基本結構而言都是非主流的。之所以一門學科的衍生結構的價值取向不能作為評定學科屬性的依據，是因為一門學科在“衍生結構”層次上的“價值取向”并不是惟一的。具體到中國檔案學而言，在其“衍生結構”層次上還存在諸如《檔案保護技術學》、《檔案學概論》(“衍生之衍生”)等學科，如果按照這些學科結構和功能來界定中國檔案學的屬性，那就會得出技術科學或者科學哲學的結論，而這些結論與中國檔案學的實際狀況是不相符的，也是不能為檔案學界所接受的。因此，中國檔案學的基本結構特征，是決定其學科歸屬的重要依據。
三、中國檔案學在科學演化結構中的定位
科學學科的發展是存在一定歷史順序的。不論是就具體學科而言，還是從科學學科總體發展狀況來說，都存在這種情況。也就是說，在學科發展的不同階段，它所呈現的狀況是不盡相同的。因此，可以根據某一學科的特定發展狀況，評估其在整個科學體系中的位置。這就是美國當代著名科學哲學家、科學的理性價值評價倡導者T．庫恩(Thomas Kuhn)提出的科學發展的動態模式。
(一)庫恩的科學發展動態模式。T．庫恩1943年畢業于哈佛大學物理系。他在攻讀物理學博士期間，對科學史發生了興趣，并形成其科學觀。1958年到1959年間，T.庫恩在斯坦福行為研究中心任研究員，他發現各位社會科學家對于科學的合理性問題和科學方法的本質存在著許多深刻的分歧，而自然科學家對這一切也沒有更可靠、更穩定的答案。他還發現，心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們所特有的根本原則上的爭論，在自然科學的各部門卻沒有――這緣于自然科學家的共同體成員之間意見的一致。這種“一致”是解決問題的一組標準事例。于是T．庫恩就找到了闡述其科學觀的核心概念――范式。根據這種核心概念，T．庫恩于1961年完成了一部在科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③
T.庫恩認為，任何一門科學在形成公認的范式之前，處于相互競爭的前范式或前科學階段；一旦形成范式，就標志著該科學已經成熟，進入常規科學階段；在常規科學階段，科學共同體在范式的指導下解決各種疑難，使科學得到迅速的發展；科學發展必然會出現用原有范式解釋不了的種種反常現象；反常現象積累多了，就會造成原有范式的危機，使該科學進入危機階段；而危機的結果則必然導致科學革命，即從舊范式過渡到新范式，或用新的科學共同體取代舊的科學共同體，進而重新進入了新的常規科學階段。
(二)中國檔案學的演化“范式”
在我國檔案學界通行的認識中，中國檔案學是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的一種理論。中國檔案學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重要時期。
第一階段是中國檔案學的形成和初步發展時期，時間為20世紀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筆者之所以將這一時期稱為中國檔案學的形成和初步發展時期，是因為這一時期存在一些與中國檔案學本身(確立)密切相關的標志性事件：其一是“檔案學”一詞在我國的正式出版物中首次被提及。即滕固在《檔案整理處的任務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提出的“用科學方法處理檔案，有叫做檔案的學問”；其二是出版了一批中國檔案學的早期著作。如程長源的《縣政府檔案管理法》、何魯成的《檔案管理與整理》、周連寬的《檔案管理法》和殷鐘麒的《中國檔案管理新論》以及《行政效率》雜志上刊載的大量關于檔案管理及檔案學研究的文章；其三是隨著檔案管理工作的發展和檔案教育工作的出現，形成了一批以檔案管理為研究內容的學者。但是，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檔案學研究所涉及的問題相對較少。而且比較分散，并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檔案學。這與庫恩提出的前科學階段有幾分相似。如前所述，庫恩所稱的“前科學階段”是指作為人類知識的規范化形態的科學在獨立存在之前的工作形態的知識和研究的總和。前科學階段的特點是：從事同類學科的科學工作者對共同研究的問題基本觀點很不一致，許多理論經常爭論、相互批評和競爭，沒有形成為大家都能夠接受的公認的理論(范式)。因此，前科學階段的理論和研究存在“不確定性”、“易變性”和“待定性”等特征。
第二階段是中國檔案學的重構與漸進發展時期，時間為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國家規模的檔案事業開始起步，其相應的理論研究――中國特色的檔案學科體系也開始了其重構的歷程。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與中國檔案學本身密切相關的標志性事件，比如，檔案學在1956年被列入國務院規劃委員會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中國人民大學開設歷史檔案系并形成由，《檔案管理學》、《技術檔案管理學》、《檔案文獻編纂學》、《檔案保護技術學》和《中國檔案史》等學科組成的教學體系、和專業研究人員，創辦了中國檔案學的研究陣地——《檔案工作》(原為《材料工作通訊》)并開展了對檔案學若干問題的討論等等。這些都可以說明中國檔案學已經得到國家和社會的承認，正在逐步向獨立的學科過渡。這一時期的某些特征與庫恩提出的常規科學階段十分類似。庫恩所稱的“常規科學階段”，是指嚴格根據一種或多種已有科學成就進行的科學研究，某一科學共同體承認這些成就是一定時期內進一步開展活動的基礎。也就是說，常規科學階段就是科學家集團嚴格按照既定的理論規范(范式)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發展階段，是科學發展的成熟階段。
第三階段是中國檔案學的完善與繁榮時期，時間為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需要說明的是，我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出現了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在這種環境中，檔案學的研究也受到幾近毀滅性的沖擊。因此，有的學者將這一時期作為中國檔案學發展的一個階段。④實際上，這一“階段”在學科研究方面幾乎毫無建樹；如果刻意要按時間維度來描述中國檔案學的話，那么，這一階段也只能稱其為“負發展階段”。20世紀70年代之后，隨著國家政治、經濟狀況的恢復，中國檔案學的研究也逐步趨于正常，開始了新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突出特點是檔案學的分支學科不斷建立、檔案學的研究重點開始向基礎理論轉化、檔案學的研究隨著實際問題的拓展而出現了一些新的領域、檔案學研究主體的變化使其理論產生多元化的趨勢等。正如庫恩在描述常規科學階段之后的情形時所說的，由于事實和理論中所包含的本質上的新東西的作用，在現有范式下進行的研究就必然是一種特別有效地引起范式變化的方式。也就是說，在這一時期，常規科學卻不斷揭示出與范式預期不相符合的反常現象，科學家也一再發明出嶄新的理論。因此，使科學進入了一個不穩定時期，而這種“不穩定”的根源則是常規科學長期解不開的、它所應當解開的難題。目前，中國檔案學“因成長所帶來的煩惱”，也正是源于這些“長期解不開的、它所應當解開的難題”。而隨著這些問題的再次被提出和逐漸被解決，就預示著一個科學發展的新階段的到來。
如果將中國檔案學的發展與庫恩所描述的科學發展動態模式進行簡單比較。幾乎可以認為，中國檔案學已經具備了科學發展正常形態的基本待征。這種結論同我國檔案學界對自身的評估也是基本一致的，即中國檔案學已經成為一門科學。⑤但是，庫恩理論的真正意義在于根據某一學科的特定發展狀況，評估其在整個科學體系中的位置；而在庫恩的評價體系中，對一門學科發展狀態的認定，是看其是否具備“范式”。也就是說，范式是庫恩的理論模式的一個核心慨念。盡管庫恩自己也沒有能夠為范式給定一個完整、惟一的定義，但是卻為科學的形成和發展規定了一個起碼的“下限”，即要有可以公認的科學準則和規范，要有圍繞著這種“科學準則和規范”而形成的具有共同信念的科學家集團。實際上，庫恩就是根據這種標準來商量和評判一種理論體系是否已經構成一門科學及其處于何種狀態的。如果按照這種思路去分析中國檔案學的狀況，特別是用“范式”去衡量我國檔案學界存在的對一些基本理論曠日持久的爭論，就會產生一些憂慮。而這些“憂慮”集中到一點，就是我國檔案學界所認定的這門學科究竟是正在突破已有的范式，還是根本就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范式?也許這才是中國檔案學取得科學資質的癥結所在。當然，一門學科得到科學界的認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自身能夠認識并且找到一種自我發展的正確模式。這才是一門學科真正走向成熟的標志。
注釋： ①李醒民：《科學理論的價值評價》，《自然辯證法研究》1992年8期。 ⑦李醒民：《科學理論的評價標準》，《哲學研究》1985年第6期。
③T．庫恩著、李恒寶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版。
④吳寶康主編：《檔案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頁。
⑤吳寶康著：《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l13頁。
（郭紅解、李軍摘自《檔案學》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