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編研，亦稱聯合編研，是指以一具有代表性的部門(檔案部門或其他部門)為核心，以其他相關部門或機關、企事業檔案部門為依托，把各種編研力量組織起來，通過相應途徑而開展的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編研工作，是檔案信息開發的一種重要手段，它擴大了檔案編研的主客體范圍及其成果受益者，是實現社會化“大編研”和檔案信息資源全人類共享的必由之路。文章欲通過調查我國目前合作編研工作及其成果之現狀，分析其特點，更好地指導和促進當前的檔案文獻編研工作。
一、現狀
我國的檔案合作編研，歷史悠久，而現代意義的合作編研則是伴隨編研工作的開展和社會實踐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是已被實踐所證明了的可行的一種編研方式。這種編研方式因其優點和長處，日益受到檔案部門的青睞。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各類檔案館都不同程度地進行過合作編研。如中央檔案館分別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作編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資料選編》(近2000萬字)，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的《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20余卷)，與20多個省、市、自治區檔案館合編的《地方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約300卷，近5000萬字)，與中央組織部、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編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卷，中央檔案館負責編輯了3卷4冊，共350萬字)等均是大型多卷集的高水平的檔案文獻匯編；新華出版社、全國市長培訓中心和中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聯合編研了海內外發行的《中國市長大辭典》一書，影響較大。地方上，《江蘇檔案要覽》是江蘇省、市、縣共同合編的產物，《吳江市獲優質產品獎檔案資料選編》是江蘇省吳江市檔案館和本市企業綜合檔案室聯合編研的杰作；山東省檔案館與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了《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與團省委合編了《山東青年運動檔案史料選編》；云南省檔案館分別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財政廳、昆明市委黨史辦公室、云南省經濟研究所合作編研了《護國運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護法運動》、《新中國農業稅史料叢編》(云南分冊)、《一九四八年昆明“反美扶日”運動》、《云南興文銀行始末》、《云南近代礦業檔案史料選編》、《云南近代金融檔案史料選編》等等；宜興市檔案部門與該市市志辦、黨史辦、文史資料編委會合作編研了《宜興革命史料》(1?7輯)、《宜興文史資料》、《宜興縣志》，與縣委組織部合編了《中共宜興縣組織史》，與市房改辦合編了《宜興市住房制度改革資料匯編》，與市體改委、農工部、財政局聯合協作，編研了《宜興市股份合作制企業文件資料匯編》；南通醫學院檔案室與該校科研部門合作編研了《1982??1992年南通醫學院碩士學位論文摘要匯編》；通州市檔案局與該市房改部門合作編研了《通州市住房制度改革文件匯編》、與市黨史工作辦公室合作，編研出版了近26萬字的《中共通州市歷史大事記》；武進市檔案館先后與市委組織部、黨史辦等單位共同協作編寫出版了《武進組織史資料》、《武進黨史大事記》；吳江縣檔案館與有關單位合編了《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柳亞子早期紀實》、《吳江年鑒》、《吳江大事記》、《吳江組織史資料》(共約200萬字)；湖南郴州地區檔案館與地委政策研究室合作編研了《農村政策文件選編》；山東高密市檔案館與組織、黨史部門聯合編研了《中共高密縣組織史資料》、《中共高密黨史大事記》；首鋼檔案部門與有關部門共同合作編研專業文件匯編、科研成果簡介、產品簡介、專利項目簡介等編研成果30余種940萬字；另外，上海市檔案館與日本橫濱開港資料館合作出版了比較論文集和圖片集；《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則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聯手合作的結晶；等等。再如江蘇省檔案館編研處和有關部門合作拍攝的一部反映江蘇40年成就的系列錄像片；江蘇天明化工廠檔案部門與他人合作拍攝的三部電視資料片：《天明創業歌》、《天明人的情懷》、《天明人在前進》；上海市檔案局館與有關單位合作拍攝的《一號機密》、《檔案里的故事》；揚州市檔案局與該市廣電局合拍的30集系列專題片《城市年輪》及《回顧和永恒》；北京市檔案局與有關單位合拍的《反腐倡廉》(電視片1?4集，錄像帶)及2001年10月2日《光明日報》上公布的我國第八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理論、文獻電視專題片入選作品《新中國重大決策紀實》、《使命》、《春秋五十度》、《半個世紀的回響》、《紅旗飄飄》、《新中國從這里走來》、《共和國搖籃》、《毛澤東與湖南》、《瞿秋白》、《中國特區》及2003年3月上海市檔案局館與永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合作拍攝的《追憶??檔案里的故事》等等，都是檔案合作編研成果表現形式的創新嘗試。此外，合作舉辦檔案展覽成為一種新的編研方式日顯重要。1999年由青島市人民政府主辦，青島市檔案局和青島日報社承辦了“世紀之路??青島百年回顧展”；2000年、2002年l0月分別由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檔案局、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北京市檔案館承辦的“百年經緯看北京??二十世紀北京回顧展”及“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展覽”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開展，影響巨大；2001年北京市檔案局館與市委組織部、宣傳部、黨史研究室共同舉辦了“北京市紀念建黨八十周年展覽”；2002年，上海市僑辦和黃浦江開發辦主動與市檔案館合作舉辦了“母親河??黃浦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展覽；同年5月和7月上海市檔案局館又分別與西藏自治區檔案局館、河北清東陵文物管理處合作，聯合舉辦了“走近西藏??來自檔案館的精品”的展覽、“中國皇陵的絕唱??世界遺產地清東陵文物精華展”；2001年4月，莫斯科城市檔案館聯合體在北京市檔案館舉辦了“莫斯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展覽，同年6月北京市檔案局館又在莫斯科城市檔案館聯合體舉辦了“今日北京??邁向現代化的東方古都與文化名城展”。
上述所列舉的檔案合作編研工作及其成果只是我國檔案部門合作編研的一部分，但通過對這些合作編研及其成果的分析，不難看出我國檔案合作編研的特點。
二、特點
1、大部分合編成果為一次檔案文獻匯編
即是以相關檔案部門之館藏為主，將原始檔案匯編成書，也即原始文獻公布。如上述之《檔案資料選編》、《檔案史料選編》、《文件匯編》、《文件選編》等等；而其他如《大事記》、《組織史資料》等雖屬三次文獻匯編，但范圍又太窄太專。因此，決定了這類檔案成果利用者有限。已故檔案編篆學家曹喜琛先生1999年5月和9月分別參觀完北京市和廣州市檔案部門舉辦的檔案編研成果展覽后，在其撰文中指出：“從兩市展出的檔案編研成果(包括自編和合編成果)層次上看，屬于編纂、編述型的居多，而具有較高層次的研究性成果偏少；內部刊印和發行的居多公開發行的偏少，這種狀況與我國基層檔案館(室)藏狀況和編研工作人員的素質與水平有關，是需要進一步提高的。”①
2、檔案合作編研成果的表現形式多樣化
合編成果雖然大部分仍以書籍、文獻、圖冊形式表現出來，但隨科技的發展，合編成果也出現了新的表現形式即電視劇、系列專題片、錄像帶、網上合作編研等等。以新的形式開展編研，這是社會大眾需求的必然體現。近年來文獻紀錄片的繁榮反映了社會各方面對開發檔案歷史信息的重視以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當前編研公布檔案文獻在加工制作形式、傳播公布途徑等方面發生的突破性進展。可以肯定，隨著檔案信息社會服務的深入，更新穎的編研成果表現形式還會不斷出現。
3、作為檔案合作編研方式之一的合作舉辦展覽異軍突起，在合作編研工作中日顯重要
“展覽是引申的編研”。②展覽又分為自辦和合辦兩種。自辦方式多用于影響較小的館室辦展，合辦方式則多用于展覽主題綜合性較強的大中型展覽，而后者因其涉及面廣、影響較大已日益成為辦展的主要方式受到各級檔案編研部門的青睞。如上述展覽均為社會影響較大、舉辦較為成功的合作辦展之典范。
4、國際化合作編研的加強
隨著檔案部門對外交流的日益加強，我國各種形式的檔案合作編研也益顯其國際化趨勢。比較典型和影響巨大的要數上海市檔案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開展的跨國檔案合作編研工作，它們為我國探索國際化的檔案合作編研邁出了成功的步伐，對其經驗進行總結，無疑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近幾年，上海市檔案館在國際化合作編研方面取得顯著成績。如該館曾與日本橫濱開港資料館開展了長達5年的“上海??橫濱都市近代化比較研究”的系列活動，不僅相互輪流舉辦了比較圖片展，還各自分別負責出版了中、日文兩種版本的比較論文集和圖片集。尤其比較論文集的出版，在日本及其他國家的檔案學術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有力地推動了上海市檔案館同亞、歐、美洲各國各地區檔案交流和合作編研工作的進一步開展與深化。③又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日本沖繩縣教育委員會自1991年3月簽署《互相交換清朝時期有關檔案縮微膠卷等事宜的備忘錄》以來，雙方在友好的交流合作中已攜手走過了l0余個年頭。10余年來，在中日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持下，雙方專家學者共同努力，以中琉歷史關系研究為主題，以清代中琉關系檔案開發為目的，進行了多種形式、系列化的檔案合作編研，以及多層次、多渠道的學術交流。通過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編研出版了5部清代中琉關系檔案史料即1993年出版的《清代中琉關系檔案選編》、1994年出版的《清代中琉關系檔案續編》、1996年出版的《清代中琉關系檔案三編》、1997年出版的《清代琉球國王表奏文書選錄》及2000年出版的《清代中琉關系檔案四編》，又聯袂舉辦了兩次中琉歷史關系檔案展覽，交換了檔案縮微膠卷及多種文獻資料等等，標志著雙方合作的成功。這不僅對于合作雙方，而且對中日兩國檔案界、史學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影響。以此為契機，促進和帶動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和合作編研工作。自1995年以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又先后與韓國漢城大學、新加坡國家檔案館進行了合作，合編出版了《清代中朝關系檔案史料匯編》、《清代中朝關系檔案史料續編》及《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等；還與法國有關方面合作，合編出版了《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的匯編》。此外，近年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還與澳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單位合作編研出版檔案史料。與澳門基金會合作，合編出版了《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萃》；與葡萄牙東方基金會合作編研出版了《中葡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目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正在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整理編研出版清宮內務府活計檔。④這些不僅加強了我國檔案界和世界各國的合作和交流，也是我國檔案信息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成功典范，為檔案信息共享開辟了途徑。
5、檔案合作編研的主客體多元化
合編主體多元化是指合作編研的機構、人員不局限于檔案部門或檔案人員，而是包括了社會上與之有關的各行各業、各類人員，特別是網絡信息技術在檔案合作編研領域的應用，使合作編研主體多元化的特征表現得淋漓盡致，只要需要，任何異地的編研人員均可適時參與。合作編研主體多元化使原來編研工作的主體范圍得以拓展。從參與編研的機構來看，編研主體可以有：中共黨史部門、政策研究室、信息中心、社科部門、廣電部門、經濟部門、科技部門、科研部門、高校、檔案館(室)等等；從人員來看，編研主體除檔案工作者外，還有大批史學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研究人員、新聞工作者、專家、學者、相關個人等等。有人甚至認為一些Web站點、數據庫生產商、信息處理公司都應視為合作編研機構，相應的這些網站的維護人、數據庫生產者也都可以是合作編研人員；合作編研客體多元化是指合作編研的編研對象除檔案部門所保管的館(室)藏外，還包括有關單位、部門甚至個人擁有的編研對象??各種類型和形式的檔案信息資源。合作編研，使各單位、各部門保管的檔案信息資源集中起來，解決了“無米”的難題。事實上從檔案編研成果的諸多作用比如保存檔案和歷史；推行政令，規范社會；傳播知識和社會教育等來分析，僅靠館(室)藏檔案是遠遠不夠的，而應把具有檔案屬性的各類資料、實物等集中、聯合起來，共同編研開發，才能滿足多種需求。在信息社會中，各種信息技術如整合寬帶網的使用，可以使各級各類檔案館的信息資源在可控范圍內得以最大限度的集中和檢索使用，豐富、充實了檔案合作編研客體多元化的內涵，體現出合編的優勢和作用。
上述檔案合作編研工作及其成果，與實現社會化“大編研”所要求的發行、應用范圍是“服務于整個社會對檔案信息資源的共享需求”⑤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其合編形式、內容、應用范圍還應進一步拓寬深化。特別是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休閑社會也接踵而至，“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檔案館正逐步走出石室金柜(匱)的陰影，進而走上大眾的、社會的、科學的道路。在信息共享的休閑社會，人們不僅可以參與到社會的民主化管理，也可以借助檔案維護自身的權利以及實現自主的權利救濟。可以說，檔案作為一種資源豐富的信息源只有在面向社會最廣大的利益群體時，才具有最現實的使用價值。”⑥
值得注意的是，檔案合作編研目前雖已受到各級各類檔案部門的重視，并已進行了相應實踐，但由于種種原因如檔案館、室之間，檔案館際之間的檔案信息交流還很有限，相互之間尚處于半封閉狀態，缺乏合作意識和條件等等，實行的還不普遍，還存在諸多問題，沒有真正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和效能，對這些問題的理論研究還不夠。當然，這些問題需要檔案部門和相關部門的共同探討和研究，因為檔案合作編研畢竟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它受到社會環境各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檔案部門如何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開展檔案合作編研工作，擴大檔案編研工作的影響并促進自身的發展是一個值得認真探討和深入研究的課題，同時也是一個“將無限豐富的檔案內容以絢麗多彩的形式不斷展現于人類面前，為世人所共享”的過程。
注釋：
①曹喜琛：《＜近年來基層檔案館(室)檔案編研的選題述評＞??從北京、廣州舉辦的檔案編研成果展覽之所見談起＝，《北京檔案》，2000年第3期，第13頁。
②劉南山：《增強信心 抓重點夯基礎 加快上海檔案工作跨越式發展步伐》，《上海檔案》，2003年第1期，第10頁。
③參見朱榕：《淺議檔案編研的社會化與大眾傳媒化》，《檔案與史學》，2000年第4期，第80頁。
④參見邢永福：《開發中琉關系檔案促進中日學術交流》，《歷史檔案》，2001年第l期，132一136頁。
⑤《檔案編研與史學研究六人談》，《上海檔案》，1995年第2期，第10頁。
⑥陳忠海：《歐美現代社會檔案觀及啟示》，《上海檔案》，2001年第4期，第48頁。
⑦曹喜琛：《檔案文獻編纂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93頁。
（郭紅解、李軍摘自《檔案學通訊》2004年第5期）
一、現狀
我國的檔案合作編研，歷史悠久，而現代意義的合作編研則是伴隨編研工作的開展和社會實踐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是已被實踐所證明了的可行的一種編研方式。這種編研方式因其優點和長處，日益受到檔案部門的青睞。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各類檔案館都不同程度地進行過合作編研。如中央檔案館分別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作編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資料選編》(近2000萬字)，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的《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20余卷)，與20多個省、市、自治區檔案館合編的《地方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約300卷，近5000萬字)，與中央組織部、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編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卷，中央檔案館負責編輯了3卷4冊，共350萬字)等均是大型多卷集的高水平的檔案文獻匯編；新華出版社、全國市長培訓中心和中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聯合編研了海內外發行的《中國市長大辭典》一書，影響較大。地方上，《江蘇檔案要覽》是江蘇省、市、縣共同合編的產物，《吳江市獲優質產品獎檔案資料選編》是江蘇省吳江市檔案館和本市企業綜合檔案室聯合編研的杰作；山東省檔案館與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了《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與團省委合編了《山東青年運動檔案史料選編》；云南省檔案館分別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財政廳、昆明市委黨史辦公室、云南省經濟研究所合作編研了《護國運動》、《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護法運動》、《新中國農業稅史料叢編》(云南分冊)、《一九四八年昆明“反美扶日”運動》、《云南興文銀行始末》、《云南近代礦業檔案史料選編》、《云南近代金融檔案史料選編》等等；宜興市檔案部門與該市市志辦、黨史辦、文史資料編委會合作編研了《宜興革命史料》(1?7輯)、《宜興文史資料》、《宜興縣志》，與縣委組織部合編了《中共宜興縣組織史》，與市房改辦合編了《宜興市住房制度改革資料匯編》，與市體改委、農工部、財政局聯合協作，編研了《宜興市股份合作制企業文件資料匯編》；南通醫學院檔案室與該校科研部門合作編研了《1982??1992年南通醫學院碩士學位論文摘要匯編》；通州市檔案局與該市房改部門合作編研了《通州市住房制度改革文件匯編》、與市黨史工作辦公室合作，編研出版了近26萬字的《中共通州市歷史大事記》；武進市檔案館先后與市委組織部、黨史辦等單位共同協作編寫出版了《武進組織史資料》、《武進黨史大事記》；吳江縣檔案館與有關單位合編了《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柳亞子早期紀實》、《吳江年鑒》、《吳江大事記》、《吳江組織史資料》(共約200萬字)；湖南郴州地區檔案館與地委政策研究室合作編研了《農村政策文件選編》；山東高密市檔案館與組織、黨史部門聯合編研了《中共高密縣組織史資料》、《中共高密黨史大事記》；首鋼檔案部門與有關部門共同合作編研專業文件匯編、科研成果簡介、產品簡介、專利項目簡介等編研成果30余種940萬字；另外，上海市檔案館與日本橫濱開港資料館合作出版了比較論文集和圖片集；《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則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聯手合作的結晶；等等。再如江蘇省檔案館編研處和有關部門合作拍攝的一部反映江蘇40年成就的系列錄像片；江蘇天明化工廠檔案部門與他人合作拍攝的三部電視資料片：《天明創業歌》、《天明人的情懷》、《天明人在前進》；上海市檔案局館與有關單位合作拍攝的《一號機密》、《檔案里的故事》；揚州市檔案局與該市廣電局合拍的30集系列專題片《城市年輪》及《回顧和永恒》；北京市檔案局與有關單位合拍的《反腐倡廉》(電視片1?4集，錄像帶)及2001年10月2日《光明日報》上公布的我國第八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理論、文獻電視專題片入選作品《新中國重大決策紀實》、《使命》、《春秋五十度》、《半個世紀的回響》、《紅旗飄飄》、《新中國從這里走來》、《共和國搖籃》、《毛澤東與湖南》、《瞿秋白》、《中國特區》及2003年3月上海市檔案局館與永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合作拍攝的《追憶??檔案里的故事》等等，都是檔案合作編研成果表現形式的創新嘗試。此外，合作舉辦檔案展覽成為一種新的編研方式日顯重要。1999年由青島市人民政府主辦，青島市檔案局和青島日報社承辦了“世紀之路??青島百年回顧展”；2000年、2002年l0月分別由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檔案局、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北京市檔案館承辦的“百年經緯看北京??二十世紀北京回顧展”及“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展覽”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開展，影響巨大；2001年北京市檔案局館與市委組織部、宣傳部、黨史研究室共同舉辦了“北京市紀念建黨八十周年展覽”；2002年，上海市僑辦和黃浦江開發辦主動與市檔案館合作舉辦了“母親河??黃浦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展覽；同年5月和7月上海市檔案局館又分別與西藏自治區檔案局館、河北清東陵文物管理處合作，聯合舉辦了“走近西藏??來自檔案館的精品”的展覽、“中國皇陵的絕唱??世界遺產地清東陵文物精華展”；2001年4月，莫斯科城市檔案館聯合體在北京市檔案館舉辦了“莫斯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展覽，同年6月北京市檔案局館又在莫斯科城市檔案館聯合體舉辦了“今日北京??邁向現代化的東方古都與文化名城展”。
上述所列舉的檔案合作編研工作及其成果只是我國檔案部門合作編研的一部分，但通過對這些合作編研及其成果的分析，不難看出我國檔案合作編研的特點。
二、特點
1、大部分合編成果為一次檔案文獻匯編
即是以相關檔案部門之館藏為主，將原始檔案匯編成書，也即原始文獻公布。如上述之《檔案資料選編》、《檔案史料選編》、《文件匯編》、《文件選編》等等；而其他如《大事記》、《組織史資料》等雖屬三次文獻匯編，但范圍又太窄太專。因此，決定了這類檔案成果利用者有限。已故檔案編篆學家曹喜琛先生1999年5月和9月分別參觀完北京市和廣州市檔案部門舉辦的檔案編研成果展覽后，在其撰文中指出：“從兩市展出的檔案編研成果(包括自編和合編成果)層次上看，屬于編纂、編述型的居多，而具有較高層次的研究性成果偏少；內部刊印和發行的居多公開發行的偏少，這種狀況與我國基層檔案館(室)藏狀況和編研工作人員的素質與水平有關，是需要進一步提高的。”①
2、檔案合作編研成果的表現形式多樣化
合編成果雖然大部分仍以書籍、文獻、圖冊形式表現出來，但隨科技的發展，合編成果也出現了新的表現形式即電視劇、系列專題片、錄像帶、網上合作編研等等。以新的形式開展編研，這是社會大眾需求的必然體現。近年來文獻紀錄片的繁榮反映了社會各方面對開發檔案歷史信息的重視以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當前編研公布檔案文獻在加工制作形式、傳播公布途徑等方面發生的突破性進展。可以肯定，隨著檔案信息社會服務的深入，更新穎的編研成果表現形式還會不斷出現。
3、作為檔案合作編研方式之一的合作舉辦展覽異軍突起，在合作編研工作中日顯重要
“展覽是引申的編研”。②展覽又分為自辦和合辦兩種。自辦方式多用于影響較小的館室辦展，合辦方式則多用于展覽主題綜合性較強的大中型展覽，而后者因其涉及面廣、影響較大已日益成為辦展的主要方式受到各級檔案編研部門的青睞。如上述展覽均為社會影響較大、舉辦較為成功的合作辦展之典范。
4、國際化合作編研的加強
隨著檔案部門對外交流的日益加強，我國各種形式的檔案合作編研也益顯其國際化趨勢。比較典型和影響巨大的要數上海市檔案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開展的跨國檔案合作編研工作，它們為我國探索國際化的檔案合作編研邁出了成功的步伐，對其經驗進行總結，無疑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近幾年，上海市檔案館在國際化合作編研方面取得顯著成績。如該館曾與日本橫濱開港資料館開展了長達5年的“上海??橫濱都市近代化比較研究”的系列活動，不僅相互輪流舉辦了比較圖片展，還各自分別負責出版了中、日文兩種版本的比較論文集和圖片集。尤其比較論文集的出版，在日本及其他國家的檔案學術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有力地推動了上海市檔案館同亞、歐、美洲各國各地區檔案交流和合作編研工作的進一步開展與深化。③又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日本沖繩縣教育委員會自1991年3月簽署《互相交換清朝時期有關檔案縮微膠卷等事宜的備忘錄》以來，雙方在友好的交流合作中已攜手走過了l0余個年頭。10余年來，在中日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持下，雙方專家學者共同努力，以中琉歷史關系研究為主題，以清代中琉關系檔案開發為目的，進行了多種形式、系列化的檔案合作編研，以及多層次、多渠道的學術交流。通過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編研出版了5部清代中琉關系檔案史料即1993年出版的《清代中琉關系檔案選編》、1994年出版的《清代中琉關系檔案續編》、1996年出版的《清代中琉關系檔案三編》、1997年出版的《清代琉球國王表奏文書選錄》及2000年出版的《清代中琉關系檔案四編》，又聯袂舉辦了兩次中琉歷史關系檔案展覽，交換了檔案縮微膠卷及多種文獻資料等等，標志著雙方合作的成功。這不僅對于合作雙方，而且對中日兩國檔案界、史學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影響。以此為契機，促進和帶動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和合作編研工作。自1995年以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又先后與韓國漢城大學、新加坡國家檔案館進行了合作，合編出版了《清代中朝關系檔案史料匯編》、《清代中朝關系檔案史料續編》及《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等；還與法國有關方面合作，合編出版了《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的匯編》。此外，近年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還與澳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單位合作編研出版檔案史料。與澳門基金會合作，合編出版了《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萃》；與葡萄牙東方基金會合作編研出版了《中葡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目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正在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整理編研出版清宮內務府活計檔。④這些不僅加強了我國檔案界和世界各國的合作和交流，也是我國檔案信息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成功典范，為檔案信息共享開辟了途徑。
5、檔案合作編研的主客體多元化
合編主體多元化是指合作編研的機構、人員不局限于檔案部門或檔案人員，而是包括了社會上與之有關的各行各業、各類人員，特別是網絡信息技術在檔案合作編研領域的應用，使合作編研主體多元化的特征表現得淋漓盡致，只要需要，任何異地的編研人員均可適時參與。合作編研主體多元化使原來編研工作的主體范圍得以拓展。從參與編研的機構來看，編研主體可以有：中共黨史部門、政策研究室、信息中心、社科部門、廣電部門、經濟部門、科技部門、科研部門、高校、檔案館(室)等等；從人員來看，編研主體除檔案工作者外，還有大批史學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研究人員、新聞工作者、專家、學者、相關個人等等。有人甚至認為一些Web站點、數據庫生產商、信息處理公司都應視為合作編研機構，相應的這些網站的維護人、數據庫生產者也都可以是合作編研人員；合作編研客體多元化是指合作編研的編研對象除檔案部門所保管的館(室)藏外，還包括有關單位、部門甚至個人擁有的編研對象??各種類型和形式的檔案信息資源。合作編研，使各單位、各部門保管的檔案信息資源集中起來，解決了“無米”的難題。事實上從檔案編研成果的諸多作用比如保存檔案和歷史；推行政令，規范社會；傳播知識和社會教育等來分析，僅靠館(室)藏檔案是遠遠不夠的，而應把具有檔案屬性的各類資料、實物等集中、聯合起來，共同編研開發，才能滿足多種需求。在信息社會中，各種信息技術如整合寬帶網的使用，可以使各級各類檔案館的信息資源在可控范圍內得以最大限度的集中和檢索使用，豐富、充實了檔案合作編研客體多元化的內涵，體現出合編的優勢和作用。
上述檔案合作編研工作及其成果，與實現社會化“大編研”所要求的發行、應用范圍是“服務于整個社會對檔案信息資源的共享需求”⑤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其合編形式、內容、應用范圍還應進一步拓寬深化。特別是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休閑社會也接踵而至，“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檔案館正逐步走出石室金柜(匱)的陰影，進而走上大眾的、社會的、科學的道路。在信息共享的休閑社會，人們不僅可以參與到社會的民主化管理，也可以借助檔案維護自身的權利以及實現自主的權利救濟。可以說，檔案作為一種資源豐富的信息源只有在面向社會最廣大的利益群體時，才具有最現實的使用價值。”⑥
值得注意的是，檔案合作編研目前雖已受到各級各類檔案部門的重視，并已進行了相應實踐，但由于種種原因如檔案館、室之間，檔案館際之間的檔案信息交流還很有限，相互之間尚處于半封閉狀態，缺乏合作意識和條件等等，實行的還不普遍，還存在諸多問題，沒有真正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和效能，對這些問題的理論研究還不夠。當然，這些問題需要檔案部門和相關部門的共同探討和研究，因為檔案合作編研畢竟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它受到社會環境各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檔案部門如何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開展檔案合作編研工作，擴大檔案編研工作的影響并促進自身的發展是一個值得認真探討和深入研究的課題，同時也是一個“將無限豐富的檔案內容以絢麗多彩的形式不斷展現于人類面前，為世人所共享”的過程。
注釋：
①曹喜琛：《＜近年來基層檔案館(室)檔案編研的選題述評＞??從北京、廣州舉辦的檔案編研成果展覽之所見談起＝，《北京檔案》，2000年第3期，第13頁。
②劉南山：《增強信心 抓重點夯基礎 加快上海檔案工作跨越式發展步伐》，《上海檔案》，2003年第1期，第10頁。
③參見朱榕：《淺議檔案編研的社會化與大眾傳媒化》，《檔案與史學》，2000年第4期，第80頁。
④參見邢永福：《開發中琉關系檔案促進中日學術交流》，《歷史檔案》，2001年第l期，132一136頁。
⑤《檔案編研與史學研究六人談》，《上海檔案》，1995年第2期，第10頁。
⑥陳忠海：《歐美現代社會檔案觀及啟示》，《上海檔案》，2001年第4期，第48頁。
⑦曹喜琛：《檔案文獻編纂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93頁。
（郭紅解、李軍摘自《檔案學通訊》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