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編研與學術環境

隨著改革開放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社會發展步入了快車道，這種社會轉型時期的快速發展，必然帶來整個社會的浮躁。表現在學術界就是浮躁虛假之風盛行，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大學教授黃尚廉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小組討論會上說：“浮躁虛假已不是個別現象?！?/span>一些科研人員為了立項而“跑部錢進”；一些科研人員脫離科研第一線，成了通過各種關系拿項目的科技“老板”；學術領域的長官意志也很嚴重，有民諺曰：“要你上，就能上，項目再差也能上；要你下，就得下，項目再好也要下?！?/span>一切向名、利看齊，科研、學術只是手段與敲門磚罷了。

在這種物欲橫流的社會環境里，我們檔案工作者由于同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員的社會地位與工資收入的差距日見拉大，其心態很容易失去平衡，并在失衡中迷失自我，形成一種不健康的心態：浮躁。這是一種時代的通病，其主要表現為耐不得寂寞，決策喜歡跟風，社會熱點在哪就往哪湊；做報告、寫文章喜歡講套話、空話；做事形式主義，講求熱熱鬧鬧，轟轟烈烈。常常忽視乃至違背檔案工作的內在規律，脫離檔案工作的客觀實際，忽視自身“內功”的修煉，在一堆時髦的詞匯掩飾下，干出一些違背檔案工作規律，甚至有損檔案工作可持續發展的事情來。

全國政協委員、原國家檔案局副局長劉國能說：“有的人很敏感，社會上出現什么，特別是主流媒體報道什么，他就會同檔案聯系起來，講商品經濟，就認為檔案也是商品，講知識經濟，就會寫知識經濟與檔案工作方面的文章。報上刊登‘農業產業’、‘文化產業’，他就提出‘檔案館產業化’。”他同時指出，檔案工作要適應時代的需求，“但無需跟著那些同檔案工作實際上沒有本質聯系的新名詞、新口號、新形態之類的‘時髦’跑。不然，不但沒完沒了，而且適得其反”。

跟風與浮躁，反映在檔案編研工作上，就是做事為文往往有違背檔案編研規律之嫌。早在１９５９年，當時的國家檔案局局長曾三就對檔案工作的“大躍進”提出過尖銳批評：“‘人人辦檔案’、‘個個編資料’，那是不可能的，檔案工作不能人人辦。……還有‘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給什么’也是不對的。”經過近半個世紀歲月的洗刷，這些錯誤認識得到了澄清，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檔案編研工作走上了健康的發展軌道，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到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我國檔案編研事業的發展達到了巔峰。

但無可否認，這種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與跟風之習并未絕跡，在今天的編研實踐中不難看到它的影子。主要表現在對檔案編研的定位出現偏差，檔案工作者為了不被社會邊緣化，急切想融入主流社會，在檔案編研的決策中容易忽視客觀實際，人人搞編研、要什么編什么、編研選題為政績服務等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提出檔案編研要“年年有創新、年年有特色、年年有新意”，從而忽視了檔案編研自身的規律性。試想，檔案編研哪來那么多的創新與特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