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歷程回眸與啟示
攀枝花學院 鄒吉輝
摘要 本文從“認識與接受”、“豐富與發展”、“改革與創新”三個階段回顧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歷程,總結了檔案學理論發展進步的四點啟示。
關鍵詞 文件生命周期理論 中國化 歷程 回眸 啟示
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誕生已半個多世紀,傳入我國也有20多年了,
隨著我國檔案學者對其研究的不斷深化和理性化,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形成了較為廣泛的共識,建立了一定規模的理論體系,已達到相當深入、系統的程度,并隨著檔案實踐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社會的變革和認識的深化,研究必將繼續深入和不斷完善。本文簡要回顧其中國化歷程,意在探索檔案學理論發展進步的規律與特點,請教于檔案學界同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歷程
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大致經歷了認識與接受、豐富與發展、改革與創新三個階段,現簡要分述如下:
(一)認識與接受
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西方緣起和發展的歷史,我國檔案界人士大多耳熟能詳,故不再贅述。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由陳兆祦等學者介紹,進入我國檔案學界,由此引起學者的極大關注,展開了熱烈而認真的研討,各種觀點爭鳴此起彼伏、持續不斷,老、中、青幾代人揮筆上陣,爭奇斗妍,一時蔚為大觀,出現了新中國檔案史上第一次百家爭鳴、百花競放的盛況,經過十數年的思想交鋒和學術論戰, 至90年代末達到了高潮,何嘉蓀、傅榮校合著的《文件運動規律研究
——從新角度審視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1】一書算是這一階段標志性成果。
關于這一階段的學術觀點,1999年11月四川大學管理學院羅永平綜述為“適用論”、“不適用論”、“慎用論”三種。“適用論”主張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完全適用于中國,代表性學者有浙江大學何嘉蓀、四川大學黃存勛、紹興文理學院潘連根等,代表作有何嘉蓀的《應該如何看待“文件”、“檔案”概念的不同——再論文生命周期理論完全適用于中國》(《浙江檔案》1998年第11期)、《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完全適用于中國——與王茂躍先生商榷》(《山西檔案》1998年第5期),黃存勛等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我國大有用武之地——與王茂躍先生商榷》(《檔案學研究》1999年第1期),潘連根的《關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若干問題的再認識》(《浙江檔案》1998年第10期)等,并認為“在我國,持肯定論、接納論的檔案學者和檔案工作者目前占較大多數”。“不適用論”主張文件生命周期理理論不適合中國,代表性學者有安徽師范大學王茂躍、河南檔案界劉東斌,代表作有王茂躍的《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評價不宜過高》(《檔案學研究》1996年第2期)、《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為何不適用于中國——兼答何嘉蓀先生》(《山西檔案》1999年第1期),劉東斌的《試論檔案運動周期與檔案價值周期——兼論文件生命周期不適合我國檔案工作實際》(《檔案學通訊》1999年第1期)。“慎用論”認為我國已有文件運動周期理論,且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內涵并非完全符合我國國情,應“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檔案自然形成規律與文件運動周期理論”,代表性學者有空軍政治學院周玲,代表作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研究應該為我所用》(《檔案學通訊》1998年第5 期)、《怎樣看待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兼與潘連根同志<如何認識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一文商榷》。【2】
2005年2月浙江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靳穎述評這場大討論,認為存在三派意見。一派是以王茂躍等為代表的否定論,他們以中國特色的名義主張“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宜中國化”,理由有四,一是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所規定的文件與檔案的概念與中國的不同;二是認為我國已存在檔案自然形成規律 ,不能用文件生命周期這種“舶來品”來影響傳統理論的地位,并認為這是一個原則性問題;三是認為與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工作實際不相適應;四是從文件生命周期在國外產生的實踐基礎來分析,指出我國沒有發展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實踐基礎——文件中心。一派是以何嘉蓀、陳兆祦、傅榮校、潘連根、黃存勛為主要代表的實用論,他們以共同科學規律的名義主張文件生命周期學說“中國化”,理由有四,一是指出各國的文件運動具有共性,文件生命周期學說是對文件運動的規律性認識,可以借鑒和運用;二是強調文件生命周期學說“中國化”是一個揚棄與自我完善和提升的過程,并形成了用以解決中國檔案管理實踐問題的新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三是指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雖然基于廣義文件觀,但并不強求人們統一文件檔案概念的認識,只要求人們承認文件與檔案之間天然的、密切的聯系,把握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精髓;四是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是理論與現實的共同需要。一派是周玲、宗培嶺、林清澄、吳品才、陳作明等折衷論,其兩點論態度表現為既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對于檔案學理論研究具有積極意義,又對肯定派學者所致力于的這一理論保留一些看法,其焦點之一是質疑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所基于的文、檔概念及其關系,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符合我國關于檔案概念的認識,是一種“重大偏差”;焦點之二是認為“在引進與研究國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時,決不應遺忘或貶低我們自己的理論而一味去詮釋甚至照搬國外的理論,應該更多的宣傳、發展我國檔案界業已產生形成的檔案自然形成規律和文件運動周期理論”,主張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引入只是手段,傳統理論才是目的與核心;還指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沒有窮盡全部文件運動,“揭示的是所有文件共同擁有的文件縱向運動,……而文件運動除此之外還有橫向運動”,不能為各類文件提出一個普適性管理模式,因此,它“主要是對文件線性運動規律而不是管理模式的科學描述” ,并批判了文件生命周期“萬能論”。【3】
同年7月,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楊安蓮撰文認為此階段“形成了幾種較具典型性的態度和做法”:一是“全盤引進,以之替代中國傳統檔案學理論的地位”,二是“過分強調‘中國特色’,貶低歐美檔案理論的借鑒價值”,三是“積極引進,以之促進中國檔案學理論的發展”。【4】
綜合羅永平、靳穎、楊安蓮的分析,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形成了“可中國化”、“不可中國化”、“或可中國化”三種不同認識,其中“可中國化”論者為數最多,影響最大,因此,雖然不同觀點的論戰并沒有終結,但是接受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確在檔案界形成了較廣泛共識,這是不爭之事。
(二)豐富與發展
這一階段的理論成就主要有中國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和文件運動特殊形式研究成果。
1、中國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論
1999年9月,何嘉蓀、傅榮校合著的《文件運動規律研究——
從新角度審視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一書出版,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作了中國式論述。該書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為一個系統理論,賦予其理論內涵以新的深度和廣度,多層面全方位地揭示了文件生命周期運動的基本規律與特點:“第一,文件從產生、形成到最后消亡(或臻于永恒)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即文件的運動具有完整性;第二,文件在全部的生命過程中先后表現出不同的作用和價值,使其整個生命周期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運動階段,即文件的運動具有階段性;第三,文件運動過程中各種因素之間有著特定的內在聯系,因而在不同的運動階段應根據其不同的特點,采用適宜的存放與管理方式。”從而在西方學者僅以文件生命周期作為文件管理的一種模式或學說的基礎上,經過充實與改進形成了中國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使之上升為檔案學重要理論之一,即西方學說只具有文件管理學的應用理論意義,而“中國化”理論則具有了檔案學的基礎理論意義,標志著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進入了豐富與發展的新階段。
此后,雖有不少學者也在繼續研究中國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并不時閃現出一些新的思想火花,但大多都是對何嘉蓀、傅榮校理論內涵的認識、理解和細化,在深度和廣度上均無新的發展。
2、文件運動特殊形式研究成果
文件運動特殊形式研究成果主要是提出了“文件運動跳躍與回流”、 “文件橫向運動”、 “文件螺旋式運動”三種不同的觀點。
2000年初,何家蓀、潘連根首創“文件運動跳躍與回流”理論,開始了對文件特殊運動形式的規律和特點的理論研究。【5】
2001年初,吳品才提出“文件橫向運動”的新觀點,旗幟鮮明地反對和否定文件運動“回流”觀,與何家蓀、潘連根開展論辯。【6】
2003年初,鄒吉輝提出“文件螺旋式運動”(廣義文件運動)的新觀點,質疑文件運動“回流”觀與“文件橫向運動”觀。【7】
其中,“文件運動跳躍與回流”與“文件橫向運動”兩種觀點的論爭較為激烈,不僅雙方你來我往、唇槍舌劍,而且其支持者亦撰文參戰,出現了不少富于理論性、思辨性、論戰性的絕妙好辭,并且方興未艾,勢將持續不斷。如何嘉蓀 的《也談文件運動理論中的幾個基本概念》【8】、《幾點簡單回應——再析文件運動理論某幾個基本概念》【9】,吳品才的《文件縱橫運動論》【10】、《文件多維運動的揭示——沖破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研究文件運動現象》【11】、《再論“文件運動回流”——與仇壯麗同志商榷》【12】、《論文件的橫向運動――科技文件運動狀況分析》【13】、《論文件運動跳躍與文件管理跳躍》【14】、《文件回流運動與橫向運動的思辨》【15】、《文件運動跳躍的思辨》【16】、《質疑“文件跳躍運動實例分析”——與仇壯麗同志商榷》【17】,仇壯麗的《關于文件運動“回流”形式的兩點看法》【18】、《文件跳躍運動實例分析——與吳品才同志商榷》【19】,劉東斌的《也談文件運動理論研究中的幾個概念——與吳品才先生商榷》【20】等。
2009年3月,鄒吉輝撰文全面評介了三種觀點的由來、特點、異同、影響等。【21】
中國版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和文件運動特殊形式研究成果都是對文件生命周期學說的豐富和發展,前者實現了文件生命周期學說理論內涵的科學抽象,完成了從應用理論到基礎理論的升華;后者擴展了文件生命周期學說的理論外延,實現了理論視域從一維到多維的重大轉變,使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不斷趨于完整。
(三)改革與創新
當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尚在蹣跚前行,不少檔案學者尚在努力普及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時,文件連續體理論的悄然而至,使一些檔案學前驅者突然發現,面對迅猛發展的電子文件(檔案)管理實踐的新問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解答似乎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捉襟見肘。在這場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面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走向何方,這個問題引起了中國檔案學者的深思,需要做出科學的回答。于是引發了新一輪學術大爭鳴,“取代論”、“補充論”、“兼容論”、“共處論”、“指導與被指導論”、“互補論”、“中間道路論”等各種觀點紛紛亮相,不同認識展開了激烈討論,一時間,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和文件連續體理論“孰優孰劣”、 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何去何從的論辯之聲不絕于耳。如安小米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已經過時,主張電子文件時代完全用文件連續體理論來指導和構想文檔一體化管理工作,并取代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檔案學中的基礎理論地位【22】。黃霄羽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對新生事物電子文件不能作出完全合理的解釋,需要用文件連續體理論來補充說明電子文件不同于紙質文件的一些表現特點,主張用文件連續體理論的立體思維方式來改造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平面思維方式,在重新解釋和修改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基礎上完善這一理論,使之適應當今的文檔工作實踐【23】。何家蓀等認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電子文件時代沒有過時,仍然具有科學性與合理性,它和文件連續體理論之間沒有排斥性,可以互相兼容,同時也指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論的局限性,主張借鑒文件連續體理論,全面地探討包括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內的文件運動規律和建立全新的文件運動理論【24】。傅榮校等認為兩種理論是不同時代文件管理的理論指導 ,都體現了較強的實踐特色,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紙質環境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較好地指導了以紙質文件為主的處理工作;文件連續體模式則在網絡時代顯示了其優勢;面對電子文件的挑戰,兩種理論的發展將是進一步研究的話題【25】。鄒吉輝認為兩種理論都是對特定時代檔案工作實踐的理論抽象,分屬于不同的理論層面(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屬于基礎理論,文件連續體理論屬于應用理論),存在著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同時文件連續體理論又在應用層面發展和創新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論【26】。何達多認為既要看到兩種理論的差異性,也要看到其同一性和互補性,主張整合兩者的優勢形成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以指導電子文檔工作實踐【27】。章燕華認為兩大理論都有其優點,破誰立誰都過于絕對,有失客觀,反對用非此即彼的二元思想來強分優劣,力圖尋找兩大理論關系上的第三條道路,使之既能發揮各自優勢,又能找到各自在檔案學理論中應有的位置【28】。
這些觀點,不管是激進的,還是溫和的,其目的都是試圖改變兩種理論之間的關系,這是共同之處。不同的是,激進者只看到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創新性,忽視了文件周期生命理論的基礎性和可發展性,因此,他們把文件連續體理論視為文件周期生命理論的掘墓者,認為文件連續體理論顛覆文件周期生命理論并非危言聳聽;溫和者則認為文件連續體理論的創新性與文件周期生命理論的基礎性之間存在著可協調性,因此,主張發掘有利于改革和創新文件周期生命理論的合理成分與積極因素,推動兩種理論協調發展。由于后者為數眾多,故改革和創新文件周期生命理論形成了主流之勢。
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的啟示
(一)一定的理論發展及其認識離不開一定的歷史條件。這個歷史條件就是具體的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就內部環境而言,一般應具備三個基本因素——實踐發展需要、理論建設需要和思想先驅者;就外部環境而言,已有現成的科學認識或先進學說。因此,當內部不能自發產生先進理論或推動理論進步時,外來思想就會成功著陸安家落戶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如此,來源原則、全宗理論、文件雙重價值理論、檔案價值鑒定理論中國化亦如此,文件連續體理論中國化也將如此。同樣,在認識理論發展過程、總結歷史經驗時,也不能脫離并且也脫離不了一定的歷史條件,至于確立什么標準劃分幾個階段,常常因人因時因事制宜,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實際上許多理論問題也總是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化而爭論不休的,這就說明任何總結性認識作為一定歷史時期的思想產物,無論怎樣力求完美無缺,都終因一定主、客觀條件制約而會存在某些不足,不可能盡善盡美。
(二)外來理論中國化過程就是推動實踐和理論發展的過程。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傳入后,雖然我國檔案界人士對其是否中國化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但始終以肯定者為主流,并且中國化進程一直在努力前行,盡管時有反對與懷疑之聲【29】,只不過是對其中國化的鞭策和提醒罷了。之所以如此,皆因其推動了實踐和理論的發展,一是為構建文檔一體化管理體制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二是為研究文件價值運動規律、文件群體運動規律、文件實體管理規律、文檔信息資源開發利用規律等理論提供了科學范式與認識視角,起到了檔案實踐和理論進步的助推器作用。
(三)科學研究中出現不同的觀點和理論,既是學術發展的正常現象,也是學術進步的必然要求。由于兩個原因,對同一事物的研究會出現不同的觀點和形成不同的理論,并都具有相對的合理性與科學性。一是因為觀察立足點和認識視角不同,會導致不同研究者對同一研究對象形成認識側重點及其結論的差異,且都能得出科學合理的解釋,正如蘇軾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二是因為理論具有試探性或近似性的特征,科學哲學認為科學理論具有指導實踐的內在傾向性,具體表現為對現在實踐的解釋功能和對未來實踐的預測功能,即尋求一種對實踐的合理解釋,但這些功能通常是通過基本假設的邏輯形式來建構其理論架構的,由于社會科學理論往往產生于獨特的社會背景下,一些假設可能是隱含的,就會出現對同一問題可以發展出若干不同理論來進行解釋的學術現象。正如波普爾所言,在真理面前任何科學理論都是試探性的、暫時性的、猜測性的,都是而且永遠是試探性的假說或真理的近似【30】。因此,對于科學研究的不同觀點和理論,應以包容大度的學者風范和謙虛謹慎的學習態度對待它們,善于在論辯中取長補短,豐富完善自己的觀點和理論,推動學術進步。否則,輕易判斷誰是誰非,實際上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和做法,是不可取的,因為就理論和認識而言,沒有最科學的,只有更科學的。
(四)接受外來理論并使之本土化,需要相當長的認識過程和嚴謹的科學態度。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雖說已20多年,其實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化也不過10年,因此,我們對它的認識,不管從廣度上,還是從深度上來看,都是遠遠不夠的,今后的認識之路還會很長,即使說未有窮期,也絕非夸大其辭。在整個認識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應堅持嚴謹的科學態度,一要堅持從實際出發,為我所用;二要堅持實踐檢驗,為我必用;三要堅持揚長避短,合理改造,科學發展,與時俱進,豐富完善;四要堅持面向世界,既有利于取長補短促我進步,又有利于優勢互補融入國際檔案學洪流。對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如此,對其他外來理論也應如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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