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 寧

來源：中國檔案報

 

    今年10月26日，《1992年肯尼迪總統遇刺檔案收集法案》（簡稱《1992年法案》）生效25年后，肯尼迪遇刺檔案到了規定開放的最后期限。美國總統特朗普頒布命令，解封2800份有關前總統約翰·F·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歷史檔案，此前，已有90%以上的檔案對公眾公開。不過，隨即特朗普又以國家安全為由，簽署總統備忘錄并遺憾表示，暫時不準予公開更多的檔案。

    1963年，肯尼迪總統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中槍身亡，之后圍繞此事的各種陰謀論層出不窮。1991年，美國著名導演奧利弗·斯通拍攝的一部影片《約翰·F·肯尼迪》，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導致了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并出臺《1992年法案》。法案要求與此次暗殺事件相關的全部500萬頁檔案文件要在25年內全部公開。根據該法案，美國政府成立了獨立的遇刺檔案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ARRB）負責搜集和審查有關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的全部文件，委員會成立的目的不是要找出兇手或者是給出刺殺原因，而是為公眾收集并保存該事件的全部證據。

    根據《1992法案》，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署（以下簡稱NARA）設立了肯尼迪檔案全宗。2017年10月特朗普總統批準檔案公開后，11月3日，NARA開放了676份此前處于封閉的檔案，大部分為中央情報局檔案。11月9日，NARA又公布了13213份此前部分公開過的檔案全文。這兩批開放檔案中包含大量待編輯的內容，需要進一步審核。截止到2017年10月，已有超過3.5萬份檔案（有些是經過編輯后公開的）尚未完全對公眾公開，其中3603份檔案仍處于完全保密狀態，從未公開。

    該事件是關于檔案解密與開放比較典型的案例，且有著較為完整和清晰的發展脈絡。通過對該事件整個發展過程的梳理與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檔案開放問題涉及因素非常復雜，尤其是在國家層面。《1992年法案》中明確了2項檔案開放限制條款：“檔案延期開放對國家安全、情報活動、法律實施或者外交關系具有明顯的必要性；檔案開放帶來的可見危害超過了公眾的知情權。”檔案開放與否本質上是國家利益與公眾利益之間的博弈。盡管有些情況下，二者之間可能會出現一定的矛盾或對抗，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二者也有相互支撐和促進的作用。正如ARRB在其終期報告中所言：“委員會努力地收集關于肯尼迪總統遇刺案件的所有文件并最大限度地提供給美國民眾。之所以這樣做，就是期望這些文件檔案的公布能夠為該事件提供更多的證據，加深對美國歷史上悲劇事件的理解與認知，幫助重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ARRB收集的關于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已公開檔案可訪問有關網站。

   

 

 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7年12月14日 總第3155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