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編研不能只匯不編或只編不研

羅 京

　　檔案編研工作是將靜態的檔案資源轉化為動態的、可供利用的信息資源的加工制作過程，是檔案部門系統、廣泛地向社會提供利用服務的一項高層次工作。讓檔案編研成果滿足社會各界及人民群眾的需要，是檔案編研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各級各類檔案館都保管著非常豐富、珍貴的檔案史料，主動挖掘這些館藏，將其匯編成冊并向社會公布，是檔案館充分發揮“五位一體”功能之必須，也是檔案編研工作者的應盡之責。
　　古往今來，凡是擁有檔案材料的人，無不進行研究工作。檔案部門可通過主動提供檔案的編研成果，直接服務于社會各項事業，推動和促進國家或地方人文歷史、社會科學的研究。檔案工作者保管、接觸大量的檔案資料，占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若不進行編輯研究，等于在浪費資源。但如果只匯不編或只編不研，編研作品便成了文字資料的堆砌，反映不出檔案文件及事件之間的歷史聯系，乃至編出的資料粗糙、漏洞百出，沒有利用價值，更談不上出精品，為社會所利用，那么充分發揮檔案館的檔案利用服務中心功能便成了一句空話。
　　當前，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檔案編研工作者必須樹立精品意識，實施精品戰略。要將社會效益同經濟效益有機結合起來，制訂精品計劃，并精心組織、設計、編制，在搶救、保護檔案史料，方便利用的同時，爭取推出更多適應社會需求的精品，進一步提高人民群眾對檔案及檔案工作重要性的認識，進一步提高檔案部門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古代文獻的形成方式有著、述、編3種。著，要求必須具有新的理論、新的認識；述，要求講述、闡發已有的經典著作；編，要求根據一定的體例連綴舊文，使其成書。這些均需要編者具有創造性的思維并予以闡發，而不能簡單地匯與編。所謂編研精品，需要精心創作，體現出編研工作者的思維和功力。以檔案文獻編輯為例，當前的文獻編輯，更要注重編研作品的政治性、科學性和史料研究價值，力求精品。筆者曾有幸參加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共50冊）的編輯出版工作，在歷時兩年多的時間里，編研工作者始終貫徹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關于加強領導、廣泛收集、增強力量、精心挑選、加強審核、強調保密、及時送審、按時出版的要求，從制定編輯方案與細則、收集史料、選稿，到版本選擇、文字整理（編輯加工），都精心組織、科學統籌，認真編排、層層把關，嚴謹細致、多查多問，在匯中編，在編中研。比如版本的選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央文件由于種種原因常常會形成許多不同的版本，且同一份文件版本不同，文字差異很大。因此，編研工作者要從思想上高度重視版本問題，先收集齊主要版本，然后比較各版本的形成時間、文字優劣，分析各版本的形成過程，再選出最佳的版本，而不是將幾個不同版本的文字進行拼湊，形成一個新版本。再如文字核訂，或查多個字典，或核對不同檔案版本，或經過多方討論、查證資料才確定文字是否訂正和怎樣訂正，同時還要做好文字記錄，以保證全書的一致性。為了不漏掉一個訂正字，編研工作者們將稿子一頁一頁地在臺燈下照，像看X光片一樣，使那些帶符號的文字一一顯形，確保無一遺漏。有人說，編研工作者多少有些“神經質”“強迫癥”，筆者認為，正是他們這種嚴謹細致、不厭其煩的編研工作作風，才確保能夠及時、準確地向社會公布那些具有深遠指導意義和理論價值、歷史研究價值的文件資料。
　　綜上所述，匯與編、編與研是相輔相成的，要想出精品，絕不能只匯不編或只編不研。有特色才有形象，有精品才有影響。檔案部門必須重視編研工作，投入相當的精力在編研工作上，通過編研工作，更好地為本單位、本系統、本地區服務，為黨的中心工作和各項工作服務，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彰顯檔案及檔案工作的意義和價值。

　　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4年5月16日 總第2609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