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檔案館 馮紹霆
上海市檔案館在鬧市中心的外灘開設了對外服務的窗口，不再像老館那樣遠離鬧市中心。這不僅僅是檔案館地理位置的變化，更是檔案工作理念的變化，也必將引發工作內容的變化。文化產品的開發，就是其中的一項。
檔案館的工作，說到底，就是提供檔案為所有需要者服務的。這種服務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開辟閱覽室，直接提供檔案或者檔案的復制品，供人查閱；一類則要將檔案內容進行必要的整理纂輯，形成多種形式的文化產品，通過各種渠道為需要者所用。
一
對上海市檔案館來說，這樣的文化產品并不是今天才有的。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檔案的開放，我們已經提供了不少文化產品。它們包括多種檔案史料匯編、檔案縮微制品、圖冊，以刊布檔案史料和刊登學術研究文章為主的館刊《檔案與史學》[1][1]，電視連續劇《一號機密》、專題片《追憶》，還有一些老照片，等等。這些東西的出現當然為本文述及的文化產品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隨著上海市檔案館更加開放，隨著它日益成為以服務社會為導向的公共檔案館，隨著由此而帶來的檔案館更為廣泛的服務對象，早先的工作成果與文化產品之間還是有顯著的差別。
以往的這些工作成果，是在檔案館開放初期所取得的，有著那個階段的印記。概而言之，主要有這么一些特點。一是強調政治性，從選題到內容，到加工整理，政治色彩相當強烈。甚至一些檔案史料匯編的封面，都反映了這一點[2][2]。二是服務對象面比較窄，主要是為學術界服務。
現在要開發文化產品，不是說要拋棄過去所積累的經驗。好的傳統還是應該繼承，應該發揚光大。有些不合時宜的做法則應該改變。
從整體上說，這些文化產品還是應該從上海市檔案館的館藏出發，否則就不成其為檔案部門的文化產品。要體現上海特色，真實反映上海的發展歷程。從上海歷史上發生過的重大事件，到平民百姓的生活變遷。
它們也還是應該體現我們所倡導的價值觀，要有傾向性。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作者的見解愈隱，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3][3]這些文化產品切忌直露粗淺，給人一種宣傳品的感覺，而應該以其高尚雅致的文化內涵、別出心裁的外觀樣式來吸引人、打動人。
這些文化產品最顯著的特點，還在于要適應更廣泛的需求。因為，到檔案館來的人可能不再局限于查閱檔案者。外灘新館專門辟出四個樓面作為展覽場地，參觀者肯定會超過查檔者許多倍。我們要考慮為所有這些人服好務。而這些人年齡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彼此的價值觀也會有很大的差異，必然會有不同的需求。只是少數幾種文化產品，是遠遠不夠的，多品種，成系列是必然的追求目標。
二
檔案館要開發文化產品，不能不考慮是否必要的問題。
筆者認為，開發文化產品，首先是檔案館本身發展的邏輯結果[4][4]。長期以來，中國的檔案工作者都將傳承歷史文化作為自己的重要職責。商周時期，史官同時也是王室檔案的掌管者。漢代的司馬遷擔任太史令，約略相當于國家檔案館館長的職務，所撰《史記》開創了記傳體史書的先河。當然他們只是為一家一姓的統治者服務。現代中國的檔案館，在繼承古代檔案工作與歷史研究合而為一優良傳統[5][5]的同時，改變了檔案工作只為極少數人服務的局面。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檔案館開始打破封閉，走向開放，開始了面向社會的進程[6][6]。它始于開放歷史檔案[7][7]，繼而《檔案法》規定年滿30年的檔案應該開放，公民憑合法證件可以查閱檔案。這是開放檔案的階段，許多事在今天看來還不能令人滿意。上海市檔案館建造在市區邊緣，一個重要原因是優先考慮檔案的安全問題，而將方便利用者的問題放在比較次要的位置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現在，上海市檔案館在鬧市中心設立了自己的服務窗口，清楚不過地表明，中國的檔案館進入了服務社會的階段，有人稱之為開放檔案館的階段[8][8]。以筆者之見，如同我們的政府在向一個公共服務型的政府轉變一樣，各地集中管理黨政機關檔案的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也應該向公共檔案館轉化，特別強調它服務公眾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憑借檔案館所特有的檔案優勢開發文化產品，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
文化產品的開發，還可以滿足公眾日益增長的文化消費需求。當今社會的發展，文化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凸現出來。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們，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隨著閑暇時間的增多，更多地享受文化生活，獲取更多的信息，成了許多人的強烈愿望。電視、網絡，越來越成為人們須臾不可或缺的東西，正是這種趨向的反映。檔案，是歷史文化的積淀，是一種珍貴的文化資源，它應該為人們文化消費服務。因此，檔案館不單是傳統意義上查閱檔案的場所，在社會越來越進步的今天，它還應該成為公眾享受文化生活的場所。還要看到，文化消費有時候表現為趨同性，因此追星可以成為時尚。有時又極其個性化，不少人會有他們的特殊的愛好。檔案館形成的文化產品，可能不會大紅大紫，但是，在滿足個性化需要方面，它卻有廣闊的天地。而且，從根本上說，我們國家的檔案是社會的財富，人們享有使用這種財富的權力。檔案部門應該滿足公眾的文化需求，提供更多的文化產品。
對于城市檔案館而言，文化產品開發還具有傳播城市形象的意義。這些檔案館收藏的檔案，主要是關于這座城市的記憶。要想了解城市，檔案館就是最好的課堂，有關的檔案就是最生動具體的教材。這是城市檔案館所特有的功能，任何別的機構都無法替代[9][9]。對于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人們，了解這座城市的過去，有助于增強對它的認同感，激發他們為它的未來而努力工作的熱情。愛祖國必先愛家鄉，對生我養我的城市有了深切的了解，就會更加熱愛這座城市。而對外來者，或者只在這里短暫停留的人來說，由于時間的關系，他們大抵先看到城市的表象，在短時期內很難深入了解這座城市的歷史內涵。檔案館憑借自身的擁有豐富歷史資料的優勢，將會為這樣的人群提供理解城市歷史文化的有關讀物，正好能彌補這個缺憾。尤其對上海這樣正在崛起，正在謀求吸引外界更多關注的城市來說，檔案館的文化產品能夠幫助外界更深入地解讀上海，它能發揮的作用不該被低估。
三
這樣的工作任務，對檔案館工作人員，尤其是直接從事檔案內容整理的工作人員來說，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挑戰。
他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走出純史學研究的圈子。一段時期以來，這個群體曾經為檔案館打破封閉狀態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受到了來自檔案部門內外的贊揚。他們已經在史學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優勢。面臨新的任務，他們現在要調整自己的工作方向，是不是需要從全力進行史學研究，轉變到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文化產品的開發。考察改革開放以來史學本身研究方向、研究方式的變化，或許是有益的。地方史、城市史的研究，正是最近二十幾年才興起的。社會生活、文化習俗，近來更是迅速成為研究熱點。這同階級斗爭為綱理論指導下的史學研究大異其趣。上海市檔案館的工作人員比較熟悉的上海史的發展，離不開這樣的學術背景。既然史學研究可以有方向、方法的轉變，有熱點的轉移，為什么就不能再跨出一步，讓我們的工作走向更廣闊的天地呢？
這并不等于完全放棄史學研究。檔案館的文化產品，不會等同于文學家、藝術家的文藝創作，需要以歷史的真實作基礎。只有真，這些文化產品才有生命力，才會受歡迎。為了達到歷史的真實，從事文化產品開發的工作人員首要的任務就是熟悉檔案，熟悉城市歷史，要有相應的史學功底。有了這樣的基礎，才能駕輕就熟把握文化產品中有關的史實。這一點勿庸置疑。而且，設想中的文化產品要求深入淺出。只憑對歷史很膚淺的一知半解，恐怕難以勝任。需要的還是對歷史的比較透徹的理解。必須強調，開發文化產品，要有相當的史學研究的基礎。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也要引起注意。畢竟，史學論著比較嚴肅，甚至不可避免地有些枯燥，而大眾歡迎的是內容和表達形式都具有吸引力的東西，更多要求有趣味。為此，這些工作人員自然要多準備幾付筆墨，需要嚴肅的時候能夠以堂堂正正的面目出現，需要生動活潑，甚至有趣詼諧的時候，也能夠妙筆生花。做到這一點有難度，爭取一下還是可以做到的。
四
檔案開發文化產品有益于社會，同時，又必須依靠社會的力量才能做好這一項工作。這是因為檔案館開發文化產品是一項社會性工程。
檔案館的工作人員只是從理論上知道，有關文化產品的需求是相當廣泛的，而具體有些什么需求并不十分清楚。從本質上說，這些文化產品具有商品的性質，開發的時候就要有明確的服務對象。為此就必須了解市場。而這個市場的狀況究竟如何，檔案館工作人員有些可以稍有所知，有些則并不清楚。為了讓文化產品做到適銷對路，有必要借助外界的力量幫助摸清市場。至少，這樣做可以少走彎路。
文化產品的制作、編撰，工作量相當巨大。單憑檔案館內部的力量，大概也是難以勝任的。也有必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其中，首先可以考慮動員全市檔案系統的人員共同參預。實際上，上海市檔案館只是集中保管了上海市檔案中的一部分，當然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還有大量的檔案分別保存在其他檔案機構掌管。這些檔案與市檔案館的檔案可以互相補充。而對這些檔案最為熟悉的，當是管理它們的人員。因此將他們組織起來，共同開發檔案文化產品，毋寧說是一種必然的趨勢。還有必要動員對開發檔案文化產品感興趣的人士，主要是一些學者和文藝工作者。他們都具有各自的優勢，爭取他們加盟，可以預期對開發文化產品產生積極的影響。
開發文化產品，對檔案館來說是一個發展的機遇。循此而進，可以期待我們的檔案館將會出現嶄新的局面。按照系統論的觀點，只有當一個系統不斷的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等等的交流時，這個系統的生命力才不會枯竭。檔案館不乏信息的注入，而主動地向外輸出信息，過去雖然做了一些工作，在新的形勢下還需要進一步開拓。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檔案館產生新的活力。因此，開發文化產品也是一個挑戰。這里只是提出了一些設想，它的實施，則有待于我們的努力。
[10][1]1985年創刊時原名《檔案與歷史》。90年代復刊時改名《檔案與史學》。
[11][2]《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解放》等一些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題材，采用的大多為暖色調。反之，如《1927年的上海商業聯合會》、《日偽上海市政府》，則是冷色調。
[12][3]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1888年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62頁。
[13][4]許多歐美國家的檔案館將工作重點放在檔案的接收整理、提供給利用者使用方面，除去制作檔案縮微品之外，幾乎不從事檔案內容的整理。當然也不盡然。筆者曾去參觀過荷蘭鹿特丹市檔案館。這家檔案館就開設了一家書店，專門出售利用館藏檔案，以及圖片、照片、地圖等制作的書籍、畫冊。
[14][5]臺灣和香港兩地檔案館的對比，正好為此作一注腳。香港歷史檔案館受英國檔案工作影響較深，以往并不注意檔案內容的開發，近年來才有所轉變。臺灣則不然。“國史館”顧名思義是一個史館，卻同時是一個重要的收藏檔案的機構，蔣介石“大溪檔案”也在其中。
[15][6]中國黨政機關的檔案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向檔案館集中之際，強調的甚至還不是利用檔案，而是保密。嚴格地說，當時的檔案館實際上處于黨政機關的聯合檔案室的階段。而且，它們大都位于各地黨政機關大院之內。時至今日，仍然成為檔案館向社會開放的一個難題。
[16][7]或許，檔案都是歷史的。而在習慣上，現在中國的檔案工作者往往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形成的檔案稱為歷史檔案，之后形成的稱現行檔案。
[17][8]見《中國檔案》2004年3月，王天泉《卷首語?從檔案的開放到檔案館的開放》。
[18][9]人們經常將檔案館與圖書館、博物館相提并論。顯而易見，除了收藏城市歷史書籍的專業性圖書館，一般的圖書館并不是專門提供有關城市歷史讀物的。博物館的情況也與此相仿。
上海市檔案館在鬧市中心的外灘開設了對外服務的窗口，不再像老館那樣遠離鬧市中心。這不僅僅是檔案館地理位置的變化，更是檔案工作理念的變化，也必將引發工作內容的變化。文化產品的開發，就是其中的一項。
檔案館的工作，說到底，就是提供檔案為所有需要者服務的。這種服務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開辟閱覽室，直接提供檔案或者檔案的復制品，供人查閱；一類則要將檔案內容進行必要的整理纂輯，形成多種形式的文化產品，通過各種渠道為需要者所用。
一
對上海市檔案館來說，這樣的文化產品并不是今天才有的。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檔案的開放，我們已經提供了不少文化產品。它們包括多種檔案史料匯編、檔案縮微制品、圖冊，以刊布檔案史料和刊登學術研究文章為主的館刊《檔案與史學》[1][1]，電視連續劇《一號機密》、專題片《追憶》，還有一些老照片，等等。這些東西的出現當然為本文述及的文化產品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隨著上海市檔案館更加開放，隨著它日益成為以服務社會為導向的公共檔案館，隨著由此而帶來的檔案館更為廣泛的服務對象，早先的工作成果與文化產品之間還是有顯著的差別。
以往的這些工作成果，是在檔案館開放初期所取得的，有著那個階段的印記。概而言之，主要有這么一些特點。一是強調政治性，從選題到內容，到加工整理，政治色彩相當強烈。甚至一些檔案史料匯編的封面，都反映了這一點[2][2]。二是服務對象面比較窄，主要是為學術界服務。
現在要開發文化產品，不是說要拋棄過去所積累的經驗。好的傳統還是應該繼承，應該發揚光大。有些不合時宜的做法則應該改變。
從整體上說，這些文化產品還是應該從上海市檔案館的館藏出發，否則就不成其為檔案部門的文化產品。要體現上海特色，真實反映上海的發展歷程。從上海歷史上發生過的重大事件，到平民百姓的生活變遷。
它們也還是應該體現我們所倡導的價值觀，要有傾向性。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作者的見解愈隱，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3][3]這些文化產品切忌直露粗淺，給人一種宣傳品的感覺，而應該以其高尚雅致的文化內涵、別出心裁的外觀樣式來吸引人、打動人。
這些文化產品最顯著的特點，還在于要適應更廣泛的需求。因為，到檔案館來的人可能不再局限于查閱檔案者。外灘新館專門辟出四個樓面作為展覽場地，參觀者肯定會超過查檔者許多倍。我們要考慮為所有這些人服好務。而這些人年齡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彼此的價值觀也會有很大的差異，必然會有不同的需求。只是少數幾種文化產品，是遠遠不夠的，多品種，成系列是必然的追求目標。
二
檔案館要開發文化產品，不能不考慮是否必要的問題。
筆者認為，開發文化產品，首先是檔案館本身發展的邏輯結果[4][4]。長期以來，中國的檔案工作者都將傳承歷史文化作為自己的重要職責。商周時期，史官同時也是王室檔案的掌管者。漢代的司馬遷擔任太史令，約略相當于國家檔案館館長的職務，所撰《史記》開創了記傳體史書的先河。當然他們只是為一家一姓的統治者服務。現代中國的檔案館，在繼承古代檔案工作與歷史研究合而為一優良傳統[5][5]的同時，改變了檔案工作只為極少數人服務的局面。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檔案館開始打破封閉，走向開放，開始了面向社會的進程[6][6]。它始于開放歷史檔案[7][7]，繼而《檔案法》規定年滿30年的檔案應該開放，公民憑合法證件可以查閱檔案。這是開放檔案的階段，許多事在今天看來還不能令人滿意。上海市檔案館建造在市區邊緣，一個重要原因是優先考慮檔案的安全問題，而將方便利用者的問題放在比較次要的位置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現在，上海市檔案館在鬧市中心設立了自己的服務窗口，清楚不過地表明，中國的檔案館進入了服務社會的階段，有人稱之為開放檔案館的階段[8][8]。以筆者之見，如同我們的政府在向一個公共服務型的政府轉變一樣，各地集中管理黨政機關檔案的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也應該向公共檔案館轉化，特別強調它服務公眾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憑借檔案館所特有的檔案優勢開發文化產品，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
文化產品的開發，還可以滿足公眾日益增長的文化消費需求。當今社會的發展，文化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凸現出來。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們，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隨著閑暇時間的增多，更多地享受文化生活，獲取更多的信息，成了許多人的強烈愿望。電視、網絡，越來越成為人們須臾不可或缺的東西，正是這種趨向的反映。檔案，是歷史文化的積淀，是一種珍貴的文化資源，它應該為人們文化消費服務。因此，檔案館不單是傳統意義上查閱檔案的場所，在社會越來越進步的今天，它還應該成為公眾享受文化生活的場所。還要看到，文化消費有時候表現為趨同性，因此追星可以成為時尚。有時又極其個性化，不少人會有他們的特殊的愛好。檔案館形成的文化產品，可能不會大紅大紫，但是，在滿足個性化需要方面，它卻有廣闊的天地。而且，從根本上說，我們國家的檔案是社會的財富，人們享有使用這種財富的權力。檔案部門應該滿足公眾的文化需求，提供更多的文化產品。
對于城市檔案館而言，文化產品開發還具有傳播城市形象的意義。這些檔案館收藏的檔案，主要是關于這座城市的記憶。要想了解城市，檔案館就是最好的課堂，有關的檔案就是最生動具體的教材。這是城市檔案館所特有的功能，任何別的機構都無法替代[9][9]。對于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人們，了解這座城市的過去，有助于增強對它的認同感，激發他們為它的未來而努力工作的熱情。愛祖國必先愛家鄉，對生我養我的城市有了深切的了解，就會更加熱愛這座城市。而對外來者，或者只在這里短暫停留的人來說，由于時間的關系，他們大抵先看到城市的表象，在短時期內很難深入了解這座城市的歷史內涵。檔案館憑借自身的擁有豐富歷史資料的優勢，將會為這樣的人群提供理解城市歷史文化的有關讀物，正好能彌補這個缺憾。尤其對上海這樣正在崛起，正在謀求吸引外界更多關注的城市來說，檔案館的文化產品能夠幫助外界更深入地解讀上海，它能發揮的作用不該被低估。
三
這樣的工作任務，對檔案館工作人員，尤其是直接從事檔案內容整理的工作人員來說，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挑戰。
他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走出純史學研究的圈子。一段時期以來，這個群體曾經為檔案館打破封閉狀態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受到了來自檔案部門內外的贊揚。他們已經在史學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優勢。面臨新的任務，他們現在要調整自己的工作方向，是不是需要從全力進行史學研究，轉變到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文化產品的開發。考察改革開放以來史學本身研究方向、研究方式的變化，或許是有益的。地方史、城市史的研究，正是最近二十幾年才興起的。社會生活、文化習俗，近來更是迅速成為研究熱點。這同階級斗爭為綱理論指導下的史學研究大異其趣。上海市檔案館的工作人員比較熟悉的上海史的發展，離不開這樣的學術背景。既然史學研究可以有方向、方法的轉變，有熱點的轉移，為什么就不能再跨出一步，讓我們的工作走向更廣闊的天地呢？
這并不等于完全放棄史學研究。檔案館的文化產品，不會等同于文學家、藝術家的文藝創作，需要以歷史的真實作基礎。只有真，這些文化產品才有生命力，才會受歡迎。為了達到歷史的真實，從事文化產品開發的工作人員首要的任務就是熟悉檔案，熟悉城市歷史，要有相應的史學功底。有了這樣的基礎，才能駕輕就熟把握文化產品中有關的史實。這一點勿庸置疑。而且，設想中的文化產品要求深入淺出。只憑對歷史很膚淺的一知半解，恐怕難以勝任。需要的還是對歷史的比較透徹的理解。必須強調，開發文化產品，要有相當的史學研究的基礎。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也要引起注意。畢竟，史學論著比較嚴肅，甚至不可避免地有些枯燥，而大眾歡迎的是內容和表達形式都具有吸引力的東西，更多要求有趣味。為此，這些工作人員自然要多準備幾付筆墨，需要嚴肅的時候能夠以堂堂正正的面目出現，需要生動活潑，甚至有趣詼諧的時候，也能夠妙筆生花。做到這一點有難度，爭取一下還是可以做到的。
四
檔案開發文化產品有益于社會，同時，又必須依靠社會的力量才能做好這一項工作。這是因為檔案館開發文化產品是一項社會性工程。
檔案館的工作人員只是從理論上知道，有關文化產品的需求是相當廣泛的，而具體有些什么需求并不十分清楚。從本質上說，這些文化產品具有商品的性質，開發的時候就要有明確的服務對象。為此就必須了解市場。而這個市場的狀況究竟如何，檔案館工作人員有些可以稍有所知，有些則并不清楚。為了讓文化產品做到適銷對路，有必要借助外界的力量幫助摸清市場。至少，這樣做可以少走彎路。
文化產品的制作、編撰，工作量相當巨大。單憑檔案館內部的力量，大概也是難以勝任的。也有必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其中，首先可以考慮動員全市檔案系統的人員共同參預。實際上，上海市檔案館只是集中保管了上海市檔案中的一部分，當然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還有大量的檔案分別保存在其他檔案機構掌管。這些檔案與市檔案館的檔案可以互相補充。而對這些檔案最為熟悉的，當是管理它們的人員。因此將他們組織起來，共同開發檔案文化產品，毋寧說是一種必然的趨勢。還有必要動員對開發檔案文化產品感興趣的人士，主要是一些學者和文藝工作者。他們都具有各自的優勢，爭取他們加盟，可以預期對開發文化產品產生積極的影響。
開發文化產品，對檔案館來說是一個發展的機遇。循此而進，可以期待我們的檔案館將會出現嶄新的局面。按照系統論的觀點，只有當一個系統不斷的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等等的交流時，這個系統的生命力才不會枯竭。檔案館不乏信息的注入，而主動地向外輸出信息，過去雖然做了一些工作，在新的形勢下還需要進一步開拓。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檔案館產生新的活力。因此，開發文化產品也是一個挑戰。這里只是提出了一些設想，它的實施，則有待于我們的努力。
[10][1]1985年創刊時原名《檔案與歷史》。90年代復刊時改名《檔案與史學》。
[11][2]《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解放》等一些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題材，采用的大多為暖色調。反之，如《1927年的上海商業聯合會》、《日偽上海市政府》，則是冷色調。
[12][3]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1888年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62頁。
[13][4]許多歐美國家的檔案館將工作重點放在檔案的接收整理、提供給利用者使用方面，除去制作檔案縮微品之外，幾乎不從事檔案內容的整理。當然也不盡然。筆者曾去參觀過荷蘭鹿特丹市檔案館。這家檔案館就開設了一家書店，專門出售利用館藏檔案，以及圖片、照片、地圖等制作的書籍、畫冊。
[14][5]臺灣和香港兩地檔案館的對比，正好為此作一注腳。香港歷史檔案館受英國檔案工作影響較深，以往并不注意檔案內容的開發，近年來才有所轉變。臺灣則不然。“國史館”顧名思義是一個史館，卻同時是一個重要的收藏檔案的機構，蔣介石“大溪檔案”也在其中。
[15][6]中國黨政機關的檔案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向檔案館集中之際，強調的甚至還不是利用檔案，而是保密。嚴格地說，當時的檔案館實際上處于黨政機關的聯合檔案室的階段。而且，它們大都位于各地黨政機關大院之內。時至今日，仍然成為檔案館向社會開放的一個難題。
[16][7]或許，檔案都是歷史的。而在習慣上，現在中國的檔案工作者往往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形成的檔案稱為歷史檔案，之后形成的稱現行檔案。
[17][8]見《中國檔案》2004年3月，王天泉《卷首語?從檔案的開放到檔案館的開放》。
[18][9]人們經常將檔案館與圖書館、博物館相提并論。顯而易見，除了收藏城市歷史書籍的專業性圖書館，一般的圖書館并不是專門提供有關城市歷史讀物的。博物館的情況也與此相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