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馬遷與《史記》

1、司馬遷生平

司馬遷，字子長，公元前145年（漢景帝中元五年）生于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縣）。他生長的時代，正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位學(xué)識淵博的太史令。漢代太史令的職務(wù)，主要是管理國家典籍，還要精通天文歷算、通曉古文經(jīng)傳和諸子百家學(xué)說。正如司馬遷在《自序》中所說：“天下遺文古事，靡不集畢集太史公”[i]。有了這樣好的條件和環(huán)境，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積累了多方面的知識，為日后繼承父業(yè)打下了基礎(chǔ)。

為了增廣見聞，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從二十歲起開始徒步游歷名山大川。據(jù)其《自序》所記：“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凝，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以觀孔子之遺風(fēng)，鄉(xiāng)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這次遠游，足跡遍及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qū)和今山東、河南等地。在游歷中，司馬遷除了縱觀山川形勢風(fēng)土民情以外，還考察了歷史遺跡，采集了大量重要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所謂“上會稽，探禹穴”，便是到了浙江會稽山，探訪了傳說中的夏禹遺跡。司馬遷“北涉汶、泗”，到了孔子出生地后，盤桓良久，體會到了孔子教化感人之深。特別是在彭城、豐、沛一帶漫游時，司馬遷深入探訪了漢初的史跡，他不僅從民間得知了漢高祖劉邦在鄉(xiāng)間好酒色的故事，還對這些人屠狗賣繒的生活，作了仔細(xì)的調(diào)查，參觀了蕭何、曹參、樊噲等的葬地，掌握了大量極豐富的實際資料。

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東巡，登泰山舉行封禪大禮。司馬談因病未能成行，賚志以終。臨終前，交待司馬遷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fù)為太史，則續(xù)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tǒng)，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ii]司馬遷垂淚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司馬談去世后三年，即元封三年，司馬遷被任命為太史令，這一年他38歲。

司馬遷當(dāng)上太史令以后，有機會飽覽 “石室金匱”之書，也就是皇家藏書庫中所藏的各種典籍文書和檔案資料，這對他“悉論舊聞”的工作無疑具有很大的便利。但是司馬遷剛?cè)翁妨顣r，并沒有馬上著手于史書的編纂，而是受漢武帝之命，主持了“太初歷”的制訂。漢初建國后，一直沿用秦的《顓頊歷》，以致出現(xiàn)很多混亂。太史令的職責(zé)之一就是掌管歷法，司馬遷繼任后，上書建議對現(xiàn)行歷法進行修改。于是漢武帝便命司馬遷主持修訂，司馬遷與十?dāng)?shù)名歷法家經(jīng)過努力推算，制定出一個以正月為歲首的新歷，即《太初歷》，亦即今天通行的“夏歷”（農(nóng)歷）。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歷工作結(jié)束以后，司馬遷就開始了他的偉大的寫作計劃，這一年，他42歲。過了五年，他為了李陵敗降匈奴的事說了幾句直話，觸怒了武帝，以為他有意誹謗李廣利，[iii] 替李陵開脫，便把他逮捕入獄，判處死刑。按照漢律，判處死刑者，有兩種方法可以免死，一是納錢贖罪，另一種是受“腐刑”。前者司馬遷辦不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iv] 在這種情況下，要活下去，只能接受“腐刑”。對此奇恥大辱，司馬遷考慮更多的是自己的著作尚未完成，“草創(chuàng)未就，適會此禍”，想到許多古代前賢，都是在逆境中發(fā)憤著作：“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v] 為實現(xiàn)平生的著作理想，司馬遷遂決計以古先賢為榜樣，“受極刑而無慍色”，……到天漢五年（公元前96年），司馬遷出獄不久，被任命為中書令。漢中書令名義上地位比太史令為高，實際上只是“閨閣之臣”，與宦者無異。這種處境，使司馬遷常常感到一種恥辱，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vi] 但唯一的安慰就是能夠繼續(xù)他的著作。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他在給友人任安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著作已經(jīng)基本完成的消息：“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紿，稽其成敗興壞之紀(jì)，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jì)十二，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vii] 這時他大約五十四、五歲。此后，他的事跡就無從查考了，卒于何年也無從確定，大概逝世在武帝末年。

2、《史記》一書的材料來源

司馬遷《史記》完成以后，全書“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其記事內(nèi)容，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包括了上下三千年的歷史，無論其涉及時代之遠，包含范圍之廣，史學(xué)價值之高，藝術(shù)影響力之大，《史記》都是空前的。司馬遷能夠?qū)懗鲞@樣一部貫通古今三千年的偉大著作，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掌握了極為豐富的歷史材料。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材料來源，大體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充分利用當(dāng)代與前代保存下來的檔案文書。我們知道，自西周以來已經(jīng)逐漸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官方檔案文書的收藏與保管制度，周代的太史、秦漢的太史令的專職之一就是負(fù)責(zé)保管“石室金匱”中所典藏的檔案文書和國家典籍。在諸侯爭霸的戰(zhàn)爭年代，戰(zhàn)勝的一方也十分注重對典籍的搜集，如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時，“悉內(nèi)（納）六國禮儀”[viii]。到了天下并起亡秦時，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ix] 這一類的檔案公文材料，均屬秘藏，非一般人所能見到，而司馬遷因職務(wù)關(guān)系，在撰寫《史記》時，充分地運用了這些材料，尤其是有關(guān)秦漢之際的歷史，許多內(nèi)容都是依據(jù)檔案材料寫成的，如《曹相國世家》、《樊噲列傳》等所記戰(zhàn)功，若是沒有檔案材料可資依據(jù)，要寫出那樣精確的數(shù)字是很難想象的。又如《三王世家》就曾全錄封策原文，保存了“漢廷奏覆頒下施行之式”。

二是廣泛收集、充分利用各種圖書文獻。漢代建國之初，十分留意于圖籍的收藏。漢武帝也十分喜歡搜羅圖書，曾數(shù)次下令全國，征求圖書，并在宮里設(shè)了幾個藏書的地方。經(jīng)過歷朝最高統(tǒng)治者的訪求征集，漢皇家書庫得以大大充實起來，即所謂“天下遣文古事，靡不畢集”。這些書籍，按司馬遷的話來說，是“六經(jīng)異傳”、“百家雜陳”，數(shù)量絕非鄭樵“七、八種”所能包容得下。凡《漢書·藝文志》中所著錄的圖書，除晚出者外，漢武帝時期的皇家書庫中應(yīng)當(dāng)都有收藏。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對這部分圖書，具備利用上的諸多便利。此外，司馬遷還十分注意對各種圖書文獻，包括野史雜記之類書籍的搜集。從司馬遷《史記》的敘述中，也可以看到他大量利用圖書文獻的蹤跡，如《大宛列傳》中有“《禹本記》、《山海經(jīng)》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是司馬遷讀過《禹本記》、《山海經(jīng)》之證；又《衛(wèi)世家》“贊”稱“余讀世家言”，說明時有《世家》一書；又《伯夷列傳》開頭便提出“其傳曰”來總起下文，可知司馬遷當(dāng)時是看到伯夷、叔齊的舊傳后才動筆寫作的。由此可知司馬遷除了充分利用了檔案材料外，還將當(dāng)時所能看到的所有典籍甚至是雜書野史，作為自己撰寫著作的材料基礎(chǔ)。

三是重視運用親身見聞和實地調(diào)查的材料。這種由實地采訪所得的材料，其價值往往勝于有形的文字記載，它不但可以補充文字史料的不足，訂正記載中的謬誤，而且可以加深對真實歷史的了解程度。如司馬遷初到淮陰時，聽人家說：韓信年少時，志向很大，他母親去世時，雖無以為葬，卻不顧一切尋到一處墓旁可住萬家的葬地。司馬遷聽后，就親自去參觀了韓信母親的墳?zāi)梗笮牌溲圆惶摚由盍怂麑n信的認(rèn)識。如在豐、沛等地游歷時，司馬遷實地調(diào)查了漢高祖劉邦起事前的活動情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如呂公遷沛時，客人出不到一千賀錢的，便坐堂下，劉邦詐言賀錢一萬，其實不名一文；劉邦服役咸陽時，別人都出三錢，蕭何卻出五錢，所以后來以蕭何為第一功，封賞最厚等等。這些材料，決非官方文書檔案所能記載，只有通過實地調(diào)查與征集，才能得到這些生動的第一手材料。司馬遷將這些材料運用于人物傳記寫作，使得秦漢之際的人物能夠?qū)懙描蜩蛉缟４送猓抉R遷在游歷時，留意考察名山大川、軍事要隘形勢，所以《史記》中有關(guān)秦漢之際大小戰(zhàn)役的描寫，使人有親臨其境之感，正如顧炎武所說：“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了然。……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后代書生之所能幾也”。[x] 司馬遷之所以能夠如此準(zhǔn)確地敘述戰(zhàn)爭形勢，與他在游歷時期的細(xì)心觀察、調(diào)查是密不可分的。

司馬遷在掌握了豐富的材料后，并沒有為材料所役，隨便征引采用，而是經(jīng)過認(rèn)真仔細(xì)的比較、考訂與審核，決不輕信輕用，即使是官方檔案也是如此。對古書上所記的怪異之說，更不隨聲應(yīng)和。正是由于司馬遷在處理史料上的嚴(yán)肅詳審的態(tài)度，所以《史記》才為后人一致公認(rèn)為“實錄”。

3、《史記》對檔案編研工作的啟示

司馬遷的《史記》是在研究古代所有文獻材料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自己的剪裁熔鑄，著成《史記》這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全書運用本記、表、書、世家、列傳等五種體例，把上下三千年，縱橫數(shù)萬里的歷史、人物以及各種社會活動、人文地理、風(fēng)土民情有機地融會在一起，相互配合，互為補充，聯(lián)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鄭樵說：“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xué)者不能舍其書，《六經(jīng)》之后，惟有此作。”[xi] 清趙翼說：“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xii] 這都是說司馬遷創(chuàng)立的這種全新的紀(jì)傳體編纂方法，對后世史學(xué)家的巨大影響。即使在今天檔案編研工作也可以從司馬遷《史記》中得到處許多有益的啟示。

一、廣泛搜集材料，審慎取舍，注重歷史真實性。前已提及，司馬遷十分注重對材料的廣泛搜集，其所搜集的材料包括許多先秦經(jīng)籍和秦漢之際某些人寫的著作，司馬遷在寫作時，大量采用了這些資料，但是他在使用這些資料時，并不是原搬照錄，而是經(jīng)過仔細(xì)的爬梳剔抉，并對照他從實地考察得來的材料排比鑒別，最后用生動的語言連綴成篇。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說就是：“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這些“放失舊聞”、“《六經(jīng)》異傳”、“百家雜語”經(jīng)過司馬遷的考訂與整理，就成為較可靠、系統(tǒng)的內(nèi)容。

二、貫通古今，條分縷析，按照編撰目的形成系統(tǒng)化的編撰體例。要把經(jīng)過精心挑選的大量材料組織成篇，就要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對其進行編排整理，這就是編纂的體例。司馬遷在撰著時，采用了五種體裁：“本紀(jì)”是年代的標(biāo)準(zhǔn)，從五帝至漢武帝，各依時代為先后。“表”是全書的綱領(lǐng)，從《三代世表》到《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也是依時代先后編列的。它和本紀(jì)互為補充，彼此對照。“世家”與“列傳”主記人物活動，前者多為紀(jì)傳合體的國別史，后者為各類人物傳記。“書”是關(guān)于風(fēng)土山川名物制度的記述。五種體裁相互配合，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如“紀(jì)”與“傳”是構(gòu)成全書的經(jīng)緯，“紀(jì)”以時代先后敘述帝王活動，“傳”以人物記載為主，分別組織安排材料，相輔相成，使全書組織系統(tǒng)條理，秩然不紊。

司馬遷對每一種體裁中有關(guān)材料的處理，也經(jīng)過了精心的通盤籌劃。如列傳七十篇，份量占全書的絕大部分，材料最多，處理難度也最大。司馬遷按照“以類相從”的原則，分別不同情況進行處理。對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如秦相商鞅、魏公子無忌等，均單獨列傳。對行事相類的人物，則合為一傳，如刺客、循吏、酷吏、儒林、游俠、佞幸、滑稽、日者、貨殖等列傳，即為類傳。還有二人或三人的合傳，或按身份劃分，如《管晏列傳》因管仲、晏嬰同是齊國的良相而合為一傳；或由學(xué)術(shù)相同而合，如《孟軻荀卿列傳》中孟子、荀子同為儒家而合為一傳；或據(jù)其行事特點而合傳，如《屈原賈誼列傳》便取其有共同的心境和遭遇而合傳等。每一種安排，均有其獨到的見解。對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將道家老子與法家申不害、韓非子合為一傳的做法，后世很多人不能理解，以為是司馬遷自毀體例。其實，對這一點，司馬遷在書中交待的很清楚，他說：“申子之學(xué)，本于黃老”，又說韓非子“喜刑名法術(shù)之學(xué)，而其歸本于黃老。”[xiii] 這就指出了法家之學(xué)，是原于道家，司馬遷把老莊申韓合成一傳，是從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來看問題的。高度地體現(xiàn)了組織史料的系統(tǒng)性。

在對具體材料的編排上，司馬遷也十分審慎。若遇一段材料，即可以放在甲篇，也可以放在乙篇時，就要反復(fù)斟酌，衡量輕重后再決定取舍。如《尚書洪范》，相傳是箕子對周武王討論“天人之道”的一段話，照理可以收入《周本紀(jì)》，但司馬遷在《周本紀(jì)》只提到“武王已克殷，后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丑，故問天道”，而沒有舉出問答之辭。這不是他不采《洪范》，而是將《洪范》全文收入《宋微子世家》，因為宋國是殷代后裔的緣故。由此可知，司馬遷對材料的處理，是經(jīng)過了認(rèn)真的推敲考慮的。對已經(jīng)放在某篇的材料，遇著與此有關(guān)聯(lián)時，便采用“互見”的形式予以提示說明。如《秦始皇本紀(jì)》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孝文本紀(jì)》說：“事在呂后語中”；《蕭相國世家》說：“語在淮陰侯事中”；《絳侯周勃世家》說：“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等等。這一類“事在某篇”、“語見某篇”的交待，通篇盡見，這種“互見”方法不僅避免了各篇間的重復(fù)記載，節(jié)省了不必要的繁文，而且易于讀者將全書作為有機整體閱讀理解。司馬遷在材料處理上所具有的系統(tǒng)縝密的方法值得借鑒。

三、實事求是，疑則存疑、疑則闕焉的科學(xué)態(tài)度。司馬遷在對材料的處理上，無論是書面材料，還是親自調(diào)查到的見聞，從不率爾輕信，而總是經(jīng)過一定分析鑒別的。他對傳說中的“五帝”的世系，就曾將書面材料同實際調(diào)查的材料放在一起，進行詳細(xì)的考察，而以“不離古文者近是”作為結(jié)論。[xiv]對于那些不能確定的記載，他絕不武斷，不曲解，而是采取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疑則存疑。如關(guān)于老子這個人的姓名、年齡、籍貫，在漢初已經(jīng)弄不清楚。司馬遷在修《老莊申韓列傳》時，將當(dāng)時幾種不同的說法，用“或曰：……”，“或……”的形式加以載錄，最后用 “世莫知其然否”的懷疑口吻來表明自己也不知道，并不因為自己有所不知而強取一說，作為掩飾。對于墨子的時代，司馬遷因不能肯定，就說：“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jié)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xv] 這一類寫法，都是采用闕疑的方法，兼采眾說，留待后人判斷。

對于那些傳聞異說，司馬遷的態(tài)度更為審慎，“神農(nóng)以前，吾不知已”[xvi]，自己不知道的，就不隨便寫；“至《禹本紀(jì)》、《山海經(jīng)》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xvii]，古書所記的奇談怪物，未經(jīng)過考證，也不隨聲應(yīng)和。司馬遷還注重對史料的考證鑒別，如對“學(xué)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的歷史，他經(jīng)過認(rèn)真的考證，認(rèn)為“其實不然”，“武王在豐，使召公復(fù)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fù)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及至犬狨敗幽王，“平王立，東遷于洛邑，辟戎寇。”[xviii] 這便論定了周居洛邑，是在幽王以后。總之，司馬遷在《史記》中采用的編纂原則和方法以及實是求事的科學(xué)態(tài)度，為今天的檔案編研工作留下了許多有益的啟迪。

[i] 《史記·太史公自序》

[ii] 《史記·太史公自序》

[iii] 李廣利是漢武帝劉徹寵姬李夫人之兄，當(dāng)時為貳師將軍，是李陵的主帥，后來也投降了匈奴。

[iv] 司馬遷《報任安書》

[v] 同上。

[vi] 同上。

[vii] 同上。

[viii] 《史記·禮書》

[ix] 《史記·蕭相國世家》

[x] 顧炎武《日知錄》卷26《史記通鑒兵事》。

[xi] 鄭樵《通志·總序》

[xii]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1《各史例目異同》

[xiii]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xiv] 《史記·五帝本紀(jì)》

[xv]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xvi] 《史記·貨殖列傳》

[xvii] 《史記·大宛列傳》

[xviii] 《史記·周本紀(j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