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歷代典制文書的編纂
古代統治者所頒布的法典律令，作為國家治政的標準，是百官遵奉的準則。早在夏代，我國就有了這種法典的存在。據《周禮》記載，周有六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由太宰負責法典的制定、保管和執行。三代以下，歷代都十分重視法典的編纂工作。秦統一前后，編纂了三十多種律書，如《田律》、《廄庫律》、《倉律》等。漢代蕭何在戰國魏李悝《法經》基礎上，編訂了《九章律》。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陳群、劉劭奉命刪約舊科，旁采漢律，編成《新律》十八篇。到了唐代，各種典章制度更加完備，相應地有關典制文書的編纂也開始興盛。唐代編纂的典章類匯編不下數十種，如唐太宗時的《貞觀律》，玄宗時的《唐六典》、《開元令》、《大唐開元禮》等，高宗時頒行了《唐律疏議》、《永徽令》等，憲宗時則有《元和格敕》等等。而流傳至今的只有《唐六典》和《唐律疏議》兩部。
1、唐代法典律令的編纂
《唐六典》為唐玄宗時官修，題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實出于張九齡等人之手，全書共三十卷，記唐代官制。該書編纂體例系玄宗手訂，規定其應分：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典；要求編纂時須“錯綜古今，法以周官，勒為唐典”。即要以《周禮》六官作為《唐六典》的框架，并將有關典章制度逐一“尋考舊章，著之簡冊”。經過數年的醞釀準備，至開元二十年，張九齡主持集賢院期間，才開始全力編纂此書，到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罷相時，基本上完成了《唐六典》的編纂工作。后李林甫援書院成例，以宰相身份署名奏上。
《唐六典》仿照《周禮》六官，以唐代各級職官為綱，以唐令式規定的諸官職掌為內容，并以注文形式介紹諸項職官的沿革。在編纂中貫穿了以類相從、錯綜古今的原則。其編排次序先三師三公，次三省六部，再次秘書省、殿中省、九寺、國子監、御史臺等文職；武職則依次為府兵十二衛、監門、羽林等；最后為地方官制，十道、三府、都督、州縣、都護等。對上述諸職司，均依唐令式列其職掌、品秩、官佐及有關規定。因此，《唐六典》實可視為唐代行政法規大全。《唐六典》除正文外，還有注文，約占全書的三分之一，其內容或是對有關官職和制度沿革的簡單概述；或是對有關制度的解釋；或是補充性說明等。自《唐六典》頒行后，即多為后世所沿用。
《唐律疏議》為唐高宗時長孫無忌等奉敕編纂。永徽元年，高宗命太尉長孫無忌等人整理律文，長孫無忌等遂在武德、貞觀律的基礎上，參酌異同，編纂成《永徽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條。后又仿經疏之例為之作注，仍由長孫無忌負責。永徽四年十月書成，奏上，詔頒天下。律疏附于律文之后，與律具同等效力。名為《永徽律疏》，后世稱《唐律疏義》。《唐律疏義》計有律文十二篇：即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名例系唐律總則，規定了有關的量刑原則和標準，如“五刑”、“十惡”、“八議”等。《唐律疏義》是一部綜合性法典，其基本內容為刑法、民法、婚姻法及一些行政法規。《唐律疏義》的律疏部分是對律文的注解，其內容有說明有關律文的歷史沿革，有對律文含義的解釋，有對律文的補充說明等等。《唐律疏義》編成之后，即成為有唐朝一代治法的準繩，并成為后世制定法律的范本。《四庫全書總目》稱：“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時斷獄，亦每引為據。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進講唐律，后命劉惟謙等詳定明律，其篇目一準于唐。”
2、《唐會要》與《宋會要輯稿》等的修撰
《唐六典》和《唐律疏義》為法典類檔案文獻匯編。從唐代開始，又出現了一種專記一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書體裁，即后來所說的“會要”。這種“會要”，大多為個人所私撰，而出于官修的則稱之為“會典”或“典章”。會要的體例，和“正史”里面的“志”大致相近，即按一定的編排方式，分門別類地把一代的典章制度的沿革損益，綜述詳備，以便于查考。這種體裁最早的創始人是唐代的蘇冕。唐德宗時，蘇冕曾編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典章制度，成《會要》四十卷。宣宗時，楊紹復又編纂德宗以后之事，續修四十卷。北宋初，王溥在此基礎上重新加以整理，并續編至唐末，成《唐會要》一百卷。
《唐會要》分五百十四目，于唐代制度損益沿革、社會風習及邊疆各族史跡，備載其中，極為詳盡。其五百十四目約略可分為十五大類：帝系、禮、樂、學校、宗教、選舉、職官、民政、封建、歷數、災異、刑法、令貨、輿服、外國。大類下各細目多少不等，如禮類有：祭祀、宗廟、朝拜、宮室、山陵、謚法、行幸、雜錄等；職官類有：中央、地方、文職、武職、內外官錄、雜錄等；民政類有：勛階、考績、當值、休假、奴婢、嫁娶、戶口、道路、雜錄；刑法有：格令、慎恤、守法、贓估、赦宥、降官、流人、雜錄等。
《唐會要》雖修成于宋初，但其主要部分完成于中唐和晚唐時期，蘇冕與楊紹復均為當朝重臣，其書中所選材料，多為一般人難以見到的官府檔案文件。王溥曾歷仕五代后漢秘書郎、后周宰相，北宋初年又為太子太博，有許多編纂上的有利條件。因此，《唐會要》書中所保存的唐代史料極為豐富，多為新、舊《唐書》所不及者。如該書第七十三卷《職官》項下，記載單于、安北、安東、安西、安南五都護府及營州、靈州、姚州三都督府的設置情況甚詳，可補新、舊《唐書》之不足。又如關于《唐六典》的頒行情況，歷來有兩說：或謂《唐六典》徒有條目，并未施行，或謂該書即為唐代通行之法典。而《唐會要》中敘述典章制度時，多將有關執行情況舉例說明，后人據此考證得出《六典》在唐時確實是百官遵奉的法典。
繼《唐會要》之后，王溥又編纂了《五代會要》三十卷，計二百七十九目。書成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由于王溥在編《五代會要》時從五代實錄中收錄了大量奏章、詔令，故其史料價值較高，可與新、舊《五代史》相互補充。到了南宋，徐天麟模仿《唐會要》體例，編撰《西漢會要》和《東漢會要》，其所選材，主要是前三史的志，以及東觀漢紀等書中有關材料。對研究兩漢時期的典章制度及其演變，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宋代統治者對會要的編纂十分重視，專門在秘書省設立“會要所“組織人力，設館修纂，前后共歷十次，共成書二千二百余卷，包括兩宋十三朝的典制。因卷帙浩繁，當時未能刊行。元滅宋后，稿本北運，存于燕京。元修《宋史》各志，材料多取于此。明初其書尚未存，故修《永樂大典》時，多整段抄錄。宣德年間，宮內失火，《宋會要》全部被焚。清嘉慶時，徐松開始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分帝系等十七類，其中以禮、食貨、職官等篇幅為最巨。這就是現在流傳的《宋會要輯稿》雖已殘缺不全，仍近五百卷，其中十分之八的史料，都是《宋史》所未載，為研究宋代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制度沿革變遷必不可缺的重要史料。
3、《元典章》與《明會典》、《清會典》的編纂
元代統治者仿唐宋以來會要體例，設官編撰《皇朝經世大典》，成書八百八十卷，另有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至順三年三月，由總纂修官歐陽玄奏上。全書分為十類：帝號、帝訓、帝制、帝系、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法典、工典，每類之下再分若干細目。《元史》各志多以此書為本，如《食貨志》第一至第四卷，全出于《經世大典·治典》之文。原書早已散佚，僅《永樂大典》殘文中尚有小部分遺文。
另外，元朝還有一部《元典章》，系官修，原名《大元圣政國朝典章》，是元英宗時所纂，為元代典章法令匯編。其編纂體例略仿《唐六典》，分前后兩部，前部為前集，六十卷；后部為新集，不分卷。前集大綱分為十類：詔令、圣政、朝綱、臺綱、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類分列條目，共計為八十一目。六部另有子目，共為三百二十七目。包括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事。新集之大綱分為：國典、朝綱、吏、戶、禮、兵、刑、工八類，分列三十九目，又列子目九十四，隨事立名，與前集不盡相同。書中材料，多為詔令、律命和有關事例等，與會要敘制度沿革有所不同，但所收材料，多系原始檔案文件，向為學術界所重視。但《四庫全書總目》因其所載者皆案牘之文，兼雜方言俗語，因此屏而不取，僅列之于存目，說它“體例瞀亂，漫無端緒”，“乃胥吏鈔記之條格，不可以資考證”，顯然未能認識其作為原始檔案匯編的重要性。
明清兩代典章制度的編纂，承襲了元代的變通會要之法。明代編有《明會典》，性質與《元典章》近似，而條理較為整齊。《清會典》僅有條律規定而不載事例，其范圍較《明會典》狹。
《明會典》是明代歷朝典章的總匯，最初本成于弘治年間，由吏部尚書徐溥纂修，共二百八十卷，武宗時命大學士楊廷和重校，于正德四年刊行，稱《正德會典》。嘉靖八年，明世宗又命閣臣霍韜等續纂，未及刊行。萬歷四年，張居正奉命重修，萬歷十五年由申時行等修成奏上，稱《萬歷重修會典》，成書二百二十八卷，即現通行的《明會典》。
《明會典》的材料是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刊布的《諸司職掌》一書為主，兼采《明祖訓》、《大誥》、《大明令》、《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孝慈錄》、《教民榜文》、《大明律》、《軍法定律》、《憲法綱》等十二種書，并附以歷年的有關事例。按照明代制度，臣僚題本一經圣旨“是”了的，“準”了的，都成為了“題準”和“奏準”。這些“題準”和“奏準”，在當時即奉為“例”，并完全具有律令的性質和效力。在編纂會典之前，須 “行文各該衙門迭委司屬官，將歷年題準見行事例，分類編纂，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史館，以備采擇。”由于建立了檔案史料選送制度，保證了編纂材料的完整性和權威性，避免了一般官修典章匯編常見的倚重倚輕現象。
《明會典》的編纂體例系以官職為綱，敘述官職，錄入事例。全書分文職衙門與武職衙門兩大部類，文職衙門以宗人府為首，其下依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六科與各寺、府、監、司等為序，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各官職之下多列有詳細的統計數字，如田土、戶口、駐軍、糧餉等，計二百二十六卷；武職衙門僅二卷，敘列五軍都督府及各衛等。南京衙門事例，分附于各相關衙門之末。《明會典》所錄多為明代原始檔案文件，故向研究明代典制的重要資料。
清朝于康熙初年就開始編纂會典，雍正、乾隆、嘉慶、光緒各朝相繼修纂。共成書五部。有《康熙會典》一百六十二卷，自崇德元年迄康熙二十五年（1636-1686年）；《雍正會典》二百五十卷，起自康熙二十六年迄雍正五年（1687-1727年）；《乾隆會典》會典一百卷，事例一百八十卷，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嘉慶會典》會典八十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圖一百三十二卷，迄嘉慶十七年（1812年）；《光緒會典》會典一百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圖二百七十卷，迄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清代五部《會典》前后相連，其體例與《明會典》基本相同，《乾隆會典》將會典與事例分開，各自成書。嘉慶時所修《會典》增加了圖的部分，嘉慶和光緒時重修本的圖，是把禮部的儀式、祭器、鹵簿，戶部的輿圖，欽天監的天體圖等，繪編而成。各朝續修的部分，主要是增加事例。事例作為會典的輔助，是把各門各類的因革損益的情況，按年進行排比。所以會典前后各本的編排體例、內容基本一致，對清后期一些新增加的機構，則相應增加一些類目，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與《實錄》一樣，《會典》漢文本與滿文本同時并行。
在清代的官修本朝會典之外，私人從事于編輯歷代會要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有姚彥渠的《春秋會要》，孫楷的《秦會要》，楊晨的《三國會要》，龍文彬的《明會要》等等都先后成書刊行。可見記載歷代典章制度的史書體裁，既有輯錄一代法典律令的文件匯編，也有偏重于“沿革損益”的會要體史書，還有將制度史與相關資料匯編融為一體的會典體史書。這些典章制度史撰著及資料的搜集編纂，成為有關典章制度研究的極豐富的資料寶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