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發明以前，人們只能依靠口耳相傳或結繩紀事的方式來記述史事。文字的發明，從根本上改變了原始落后的記事方式，使人們記載有了真實可靠的依據。從現在考古發據資料表明，我國至少在舊時器時代晚期就已經出現了簡單的文字刻畫圖形，而至于真正作為文書記載的出現，則是在夏代國家機器出現以后。從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字來看，商王的一舉一動，從祭祀、征伐、祈年、打獵等活動，無一不需貞卜才問兇吉，并把貞卜結果如實記錄，究其內容，則已經包括了當時國家的全部政治生活。可以說甲骨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官方文書檔案。但是，甲骨卜辭等的材料在當時并沒有進行過專門的編纂整理。而流傳至今的我國最早的一部檔案文件匯編是《尚書》，其整理者或曰編纂者就是我國古代儒學始祖孔子。

一、孔子編訂六經

1、“六經”與孔子

所謂的“六經”，是指中國古代儒家的六部經典文獻，即《詩》、《書》、《禮》、《樂》、《易》、《春秋》，《樂》早已亡佚，今人所能看到的，實際上只有“五經”。

“經”字最早見于周代銅器銘文，其意義是“經維”，也就是“經營”的意思。“經”作為典籍解釋，是到戰國之后才出現。《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自此以后，“經”就往往用來專指儒家經典。正如《莊子》書中所反映的，早在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認為孔子是“六經”的編纂者了。

關于孔子是否編訂了“六經”，自古以來學術界就有不同的看法，姑且不論。范文瀾先生說孔子“刪定《六經》，保存了三代舊典”[i]，是很有道理的。因為許多史籍記載，都說明了孔子與《詩》、《書》等這幾種典籍發生過很多關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以徴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徴也。足，則吾能徴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后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又說：“孔子語魯太師，……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從司馬遷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知道，孔子對《詩》、《書》、《易》、《春秋》等典籍的刪定、整理和編修做了大量工作。眾所周知，司馬遷撰述《史記》的態度是相當審慎的，敘事作文，一般都有所本；他除參考各種文獻史料外，還注重實地考察，如寫《孔子世家》篇時，就曾專門到過山東曲阜訪尋史跡。因此，基本可以認定，司馬遷《史記》中關于孔子編定《六經》的記載是比較可靠的。

孔子生活的時代，正是“王道衰微”，“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的“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為恢復“禮治”、“王道”，曾周游列國，宣傳他的政治主張，結果四處碰壁，所謂：“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ii]孔子認為既然自己的主張不能見用于諸侯，“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iii] 遂轉而從事古代文獻的整理和編纂工作。

孔子之前，我國古代的文獻典籍十分豐富。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談所說的：“古者六藝經傳以千萬數”，早在殷代，就已有“典冊”。《尚書·多士》上說：“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代的“典冊”是否就是甲骨檔案，或是竹片串成的簡冊，至今尚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殷代的卜人、史官、巫祝記錄在甲骨上的卜辭，以及在銅器上的金文，是作為檔案資料被保存在王室供少數貴族與統治者使用的。這些原始文件在當時并沒有得到有目的的加工和整理。

殷紂王垮臺之際，根據《呂氏春秋·先識》上說：“商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奔周。”這位亡命周朝的商朝史官向摯，攜帶的典冊要以車載，可見其數量之多。及至周王室東遷，典冊文獻流散的情況也就更為嚴重。到了春秋時代，社會動蕩與巨變之中，大部分舊王朝的史官、禮官、樂官、卜官流落民間，典冊文獻也從王宮中流散出來。史稱墨子南游，載書甚多[iv]，《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楚國的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些文獻，早已失傳，但孔子當時是可能看到的。又《孟子·離婁下》中提到晉國的《乘》、楚國有《梼杌》、魯國的《春秋》，都是當時各國的史書。此外，《管子·山權數》記載有“《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兇吉成敗也；《卜》者，所以卜兇吉利害也。”《國語·楚語上》中也列舉了當時所見的《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等九種文獻典籍。可見，在孔子之時，他所能見到的文獻是很多的，這就為孔子整理六經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春秋時代，由于周王室的衰微，政治上的動蕩，“禮崩樂壞”， 周朝王室保存的大量文獻典籍遭到破壞。魯昭公二十九年（前540年），晉國的朝宣子來聘，看到魯太史所藏的典籍，感嘆道：“周禮盡在魯矣！”與王室典藏文獻的流失一樣，古代“學在官府”的傳統此時也逐漸被打破，私人聚徒授學者相繼出現。孔子因其政治抱負的無法實現，遂將主要精力放在講學傳道和整理文獻上來。魯哀公十一年，孔子返回闊別十四年的魯國時，已經六十八歲。此時的孔子，對現實的政治已經心灰意冷，不再熱衷仕途了，“魯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v] 專心致志于古代典籍的發掘與整理。

孔子整理刪定《六經》，是我國文化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規模的文化典籍整理事業。正是由于孔子對《六經》的整理，并以此作為教授弟子的教本，使得古代文化得到了一次系統化的整理和承傳。

2、孔子整理《詩》

《詩》就是最早的歌謠。在遠古以前，文字尚未形成之際，人們要表達自己內心的喜樂悲哀時，就會用歌的形式把它唱出來。即所謂“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vi] 人們把這些歌詞、樂聲記錄下來，就分別形成了《詩》與《樂》。《詩經》中的詩，最早可追溯到商朝，如《商頌》這一組詩，就是商人所作。也有人認為是殷人后裔所作。到了周朝，已經有專門負責采集詩歌的樂官——太師。《禮記·王制》記載：“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孟春三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下。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vii]，因為很多詩歌本身就是一種反映社會生活的生動材料。負責采風的樂官“行人”除搜集本國詩歌外，還要收集別國的；不僅要記歌辭，還要記樂聲。經過長時期的積累、整理便成為了《詩》。在孔子以前，《詩》的總量約在三千篇以上。

孔子自幼習于禮樂，其后又以《詩》作為教授弟子的主要課程。但是由于當時各國口音語言的差異，《詩》在長期轉相傳授口耳流傳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錯訛混亂現象，有的有句而不成章，有的有章而不成篇，還有很多無法與樂相配合。為整理《詩》，孔子搜集了當時流行于各國的不同傳本，對《詩》進行了校勘整理。《史記·孔子世家》上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儀，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孔子刪《詩》的原則是“取其可施于禮儀”，不僅述“殷周之盛”，而且記“幽厲之缺”。并且根據其內容將《詩》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即“民俗歌謠之詩”，為“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為正樂，是宴享朝會之歌；“頌”為宗廟樂歌，用于廟堂祭祀，宣揚先祖功德。孔子還根據正確的樂曲音調，對《詩》的篇章進行調整，使“雅”歸于《雅》，“頌”歸于《頌》。經過孔子的整理與傳授，《詩》才得較完整地保存下來，成為可與古希臘荷馬史詩相媲美的中國最古老的詩歌總集。

3、孔子編纂《尚書》

《尚書》最初只叫作《書》。古代傳記里面所引的“書曰”、“書云”等，都是指《尚書》而言。在“書”上加“尚”字，是到西漢初年以后才出現的。西漢經學家孔安國解釋說“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王肅則說“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viii]《尚書》即上古之書，漢代王充《論衡·正說》稱之為“上古帝王之書”，唐劉知幾在《史通·六家》中說：“尚書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

《尚書》的內容主要是官方檔案，如誓詞、命令、公告、箴言之類。所以它也是上古歷代的政治文獻集。在孔子以前，這類檔案文獻的數量很多，且經常為人所引用。孔子在政治上主張實行王道仁治，崇尚周公，為推廣理想中的王道仁政，孔子十分注意搜集那些與三代政治密切相關的古代文獻，并將這些檔案文獻整理成《尚書》。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迄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都肯定了孔子編纂《尚書》的事跡。根據他們的說法，孔子所編輯而成的《尚書》共有百篇，但現在人們所看到的《尚書》則有五十八篇。按照《史記》的記載，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尚書》一度散失。到了西漢文帝時，才由一位秦代的博士官九十歲的老儒生伏生用口授的方法記載下來，也不過只有二十八篇。由于是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抄寫的，所以稱為《今文尚書》。漢武帝時，魯恭王拆毀孔子老宅時，發現了許多壁藏的典籍，其中就有《書》，因其文字是用秦以前的文字書寫的，所以稱為《古文尚書》。后經過孔安國的校讀整理，結果比伏生傳出的多十六篇。但孔安國整理的《古文尚書》不久也亡佚了。到了東晉元帝時，豫章太守梅賾又奏上一部由孔安國作序的《古文尚書》，比伏生的多出二十五篇，引起學者的懷疑。后經過歷代學者考釋，證明在通行本中，不僅《古文尚書》全系偽作，連《今文尚書》也有部分偽作。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中的《尚書》，是兩者的合編本，共五十八篇。這五十八篇中的真偽，簡單的鑒別方法就是今、古文篇目均有的三十三篇是真，其余的都是偽造。需要說明的是，西漢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漢代時是二十八篇，后人將有的篇目分為兩篇或三篇，因而篇目也就比原來的增加了五篇。

《尚書》按朝代分篇，計有《虞書》二篇、《夏書》二篇、《商書》五篇、《周書》十九篇。其內容以記言為主，可分為六類：（1）講述帝王事跡：如《堯典》；（2）記載典章制度：如《禹貢》為我國最早的地理志；（3 ）議論國家政治：如《洪范》是箕子為周武王論天地之法談治國平天下的道理；（4）誓師詞：如《牧誓》為周武王出師誓言；（5）策命：如《文侯之命》是周平王封晉文侯為方伯的命令；（6）誥：如《盤庚》是商王對臣民的訓話等。由此分類可見，前三類為歷史記載，后三類則為文書檔案。這些文獻資料對研究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情況都有重大的作用。盤庚遷殷，是商代歷史上一件大事，在當時遭到舉朝上下的一致反對，盤庚為了遷都，先后發表過三次講演，反復說明遷都的原因，勸告群臣必須服從王命，告戒人民應當聽從他的命令，否則會帶來危險。《盤庚》篇就是這樣三次講演的記錄，它不僅反映了遷殷前后臣民的不安情緒，而且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等情況。雖說是政治文件，但卻成了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從流傳下來的這二十八篇《尚書》來看，都是反映當時政治、社會等狀況的重要文件。這說明，孔子在整理《書》時，是花費了一番排比抉擇的功夫的。

孔子編纂《尚書》的主要目的一是用作自己“為政”或輔佐別人“為政”的參考書，二是用作教授弟子的教材。據說孔子求《書》時，共搜集了三千二百四十篇，時間從黃帝的玄孫帝魁到秦穆公，各個時代的都有，內容既有政治文件，也有許多神怪巫祝的故事，還有大量重復的部分。孔子對此加以刪削整理，經他“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ix] ，刪去其中的繁瑣和神秘怪誕的成分，按照朝代順序，編次其事，匯為百篇。這就使原來內容雜蕪、次序凌亂的上古史料變得“坦然明白，可舉而行”[x]，成為一部貫穿民本、德治思想的檔案文件匯編。

關于《尚書》的編纂體例，章學誠認為“因事命篇，本無成例”[xi]，郭沫若則認為系由“七零八落的公文匯集而成”。我們認為，《尚書》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檔案文獻匯編，是有一定的編纂體例的，其編纂方法一是按檔案形成者的時代順序為先后，二是按照原來各篇的文體形式，將其分別歸為典、謨、訓、誥、誓、命等“六體”。孔子在整理《尚書》時，將兩種方法有機地運用到每篇材料的處理之中。我們知道，孔子之前，已有《夏書》、《商書》、《周書》等散篇流行于世，并經常為人所引用，但當時只稱《書》名，而不稱篇名，如《論語》中直接提到《書》的有三處，均稱《書》而不稱引篇名，說明當時雖已有集成的《書》，但篇名未定。孔子在整理《書》時，按照自己的政治標準和編纂方法，對流傳于世的數量眾多的《書》按先后順序進行編排整理，并對精心挑選出的各篇，根據其文體與內容，分別命名，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尚書》（《今文尚書》）。

4、《春秋》的編纂

在孔子以前，《春秋》作為史書的一種體裁早已出現。在西周時期，只有周天子有權設置史官，記載歷史，各諸侯國的歷史只能稱之為“志”，即所謂的“四方之志”。但是隨著周王室的衰落，情況發生了變化。各諸侯國先后設置了自己的史官，記載史事。其記載形式也不再局限于官方文書形式，而是按年代以及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加以記載。這種史書，在晉國稱為“《乘》”、在鄭國稱為“《志》”、在楚國稱為“《梼杌》、在魯國即稱之為“《春秋》”。孔子12歲時，韓宣子就在魯國看到過《魯春秋》。《國語·晉語》中記載晉悼公得知羊舌肸（叔向）習于《春秋》，召其為太子傅，教太子習《春秋》。此外還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等等，可見《春秋》是當時各諸侯國史官所記之史的通用名稱。

孔子作《春秋》，大概是在他周游列國之后。《孟子·滕文公下》說：“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孔子在自己的政治主張得不到實現的情況下，為維護禮法，“修王道”、“正名分”，遂決定編纂《春秋》，以“使亂臣賊子懼”。孔子以魯國的歷史為基礎，參考了一些“周史記”，同時兼及各國史實，修成了流傳至今的這部《春秋》。《春秋》記載了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間共242年的歷史，內容側重于征戰、會盟、朝聘等政治活動，以及當時的天文、地理、婚喪、城筑、土田等情況。

孔子編纂《春秋》，利用了大量當時可見的檔案文獻資料以及列國史記。孔子在編纂《春秋》一書時，是有自己的義例和原則的。其原則為“據魯”、“親周”、“故殷”。即以魯國歷史為線索，以尊奉和維護周王室的統治為主導思想，兼顧追溯殷商的歷史。基于這一原則，他在史料的選擇上又規定“常事不書”和“詳內略外”的編纂方法。就是說，所記之事，必須是具有重大意義，足以稽考時事之變遷者。如果事情與大局無關，雖大不書；而重點所在，雖小必記。如周天子的號令事實上早已不能通行，而《春秋》每年仍舊書上“春王正月”，表示“春”為歲首，“王”為天下之共主，“正月”則是一切政教之始。這就是所謂的雖小必記；又如魯惠公死了，魯隱公違反繼承法立為魯君，《春秋》在這一年就只寫上“元年春王正月”，只字不提魯隱公繼位之事，表示他不配做魯君，這又是所謂的雖大不書。

孔子在《春秋》的編寫過程中，對于用辭也非常講究。如同樣寫戰爭，就有伐、侵、戰、圍、入、滅、救、取等不同的字眼：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宗廟社稷曰滅……。同樣殺人，又有殺、誅、弒等區別：殺無罪者曰殺，殺有罪者曰誅，下殺上曰弒。等等。孔子的這種屬辭比事一字定褒貶的方法，被后世稱之為“《春秋》筆法”。

在“約其辭文，去其煩重”[xii]的編纂工作中，孔子還按照其“不語怪、力、亂神“的精神，決定對史料的取舍。《春秋》一書記載了許多自然現象的變異，如日食、月食、地震都記載得十分清楚。但在記載這些災異時，并沒有人為地加上神秘色彩，也沒有將自然現象與人事牽連在一起。

孔子之作《春秋》，就內容而言，是春秋時期的諸侯爭霸的歷史，就體裁而言，是一部編年史書，不同的是，孔子在修《春秋》時，將他的政治觀點加了進去，即所謂的“其義則兵竊取之矣。”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是“修正道”、“正名分”，在修書時他“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這部書完全是孔子的定論之作。所以孔子自稱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乎？”

孔之編纂《春秋》，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私人修史的先河。孔子《春秋》的編纂方法，亦為后世治史者奉為圭臬。

[i]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1編207頁。

[ii] 《史記·太史公自序》

[iii] 《史記·太史公自序》

[iv] 《墨子·貴義》。

[v] 《史記·孔了世家》。

[vi] 《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

[vii] 《漢書·食貨志》

[viii] 劉知幾《史通·六家》

[ix] 孔安國《尚書序》

[x] 同上。

[xi]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上》。

[xii]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