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工業大學 張勝春
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源遠流長，而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則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其發展則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一、古老而年輕的檔案利用工作
在檔案產生之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使用種種原始的記事方法，諸如結繩、刻契、圖畫、口耳相傳等，來幫助自己記憶、保存、傳遞信息。只是這些記事方法沒有文字相助，難以準確地反映思想、完整地記錄事件。而檔案則不然，它憑借文字，能夠很容易地做到這一點。所以，檔案一出現就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并逐漸取代了種種原始的記事方法，成為我們的祖先跨入文明時代表達思想、交流經驗、記錄事實的幾乎是唯一重要的知識載體。不斷發展中的記事需要，正是檔案產生的強大動力。
眾所周知，檔案的產生與國家的出現差不多同時，檔案一經出現就成了統治者治理國家、維護統治的工具。由此可知：順應了利用檔案的需要而產生的檔案，從一開始就決非只是供觀賞的擺設，檔案和檔案工作形成之時，應當是檔案利用工作誕生之日。
我國夏代的檔案，迄今沒有發現，如何利用，不敢妄言。
考古發現的商代甲骨檔案，集中保管、分類貯藏、排列有序①，應當與當時方便利用的考慮不無關系。
西周以降，迄于明清，史籍記載漸多，人們得以了解不同朝代的檔案利用工作。歸納起來，我們大體上可以把這一階段的檔案利用工作分為三類：
第一類：資政。早期的檔案，幾乎是清一色的官府文書，用于資政乃是必然之事。周宣王“料民太原”、隋文帝“大索貌閱”，均是憑借舊檔案搜括隱匿民戶，事成后建立新檔，控制人口，加強自己的統治。叔孫通定朝儀、唐代憑甲歷授官銓選，也莫不是統治者利用檔案處理國家政務的適例。
第二類：育人。在檔案幾乎為唯一重要的知識載體的時代，統治者教育培養后代的唯一可以依憑的教材，不外乎檔案。我國歷史上所謂“學在官府”的時期，情況更是如此。即便孔子以后“學下私人”，至少在孔子時代，仍是以檔案為基本教材的。這從孔子編訂《六經》均取材于檔案可以窺見一二。之后，諸子百家各種著作衍生，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以檔案作為教材來育人這一點似乎逐漸淡化。但是，從秦代以吏為師，直到朱元璋在太子讀書的地方大本堂置放檔案，讓太子早早熟習政事，以及他編制《大誥》頒行天下，教民趨吉避兇等事例來看，以檔案育人的觀念，在我國整個封建社會，并沒有消失。
第三類：編撰。中國古籍汗牛充棟。自《六經》以下以檔案為素材編撰而成者數不勝數。眾多史籍，包括方志，如果離開了檔案，幾乎無法成書。被譽為先秦科技百科全書的《考工記》，堪稱最早記載了我國四大發明中火藥、指南針制造、使用情況的《武經總要》等科技、軍事書籍，如果離開了檔案，又何嘗能夠成書?
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進入民國以后，舊的傳統繼承了下來，官修前期國史，即是一例。清代編輯檔案的慣例，在北洋政府的一些國家機關中發展得更加系統化又是一例。與此同時，新的因素也在滋生：檔案的整理引進了較為科學的方法，檔案利用工作也隨之發生了若干變化，如匯編檔案雖屬已有之舊事，但檔案目錄的出版則屬創新之舉，而公布有歷史檔案的期刊《文獻特刊》的創辦則更是前所未有之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參與整理、匯編歷史檔案的文化學術團體之多，也僅見于這一時期。
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黨和國家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重視，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隨著歷史檔案的開放，更是開創了個嶄新的局面。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到全國各級各類檔案館查閱和資料的情況，有如下表所示②；
┌──────┬──────┬───────────┐
│利用情況│ 接待利用人次│提供檔案、資料卷(冊)次│
│ 年度 │ │ │
│ ＼＼│ │ │
├──────┼──────┼───────────┤
│ 1983年 │ 2117715│ 76053ll │
│ 1984年 │ 2828906│ 9403652 │
│ 1985年． │ 3629975│ 13241718 │
│ 1990年 │ 3432109│ 1582977 │
│ 1995年 │ 3494200│ l168962 │
└──────┴──────┴───────────┘
需要說明的是，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前有落實政策的高峰，后有利用檔案編史修志的高潮，至90年代中期，兩個浪頭過去，而利用檔案的人次和數量依然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這說明前來檔案館查閱檔案的勢頭仍然未減。
與此同時，各級各類檔案館編輯的檔案資料，僅僅是公開出版的，1981年就有20種，約1339萬字；1990年達425種，約2786l萬字；到1995年，更達495種，約37942萬字③。
當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90年中后期，隨著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現代高新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檔案和檔案工作，包括檔案利用從內容到方式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隨著電子文件(電子檔案)的大量產生和快速傳送，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在快速融入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同時，檔案利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這一改變在目前主要表現為網上公布檔案信息、網上借閱和網上咨詢等。我們相信，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進一步發展，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還將繼續發生一系列新的變化，從而使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超越前代，方興末艾”。
二、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
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全國出現了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隨之也開始了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共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1956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強調指出：“為了實現向科學進軍的計劃，我們必須為發展科學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在這里，具有首要意義的是要使科學家得到必要的圖書、檔案資料、技術資料和其他工作條件。必須……加強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的工作”。當時，全國檔案工作雖然經過了建國初期幾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很多人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認識，檔案工作的管理不集中，制度不統一，方法不科學，機構不健全，專業人員量少水平低，致使檔案管理不善等現象大量存在。這種狀況很不適應國家建設和科學研究對檔案利用的迫切需要。為此，1956年3月27日，在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同年4月16日，國務院公布了這個《決定》，4月21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社論。
該《決定》明確指出：“國家的全部檔案，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機關、部隊、團體、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歷史檔案和舊政權檔案，都是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書材料，都是我們國家的歷史財富。檔案工作的任務就是要在統一管理國家檔案的原則下建立國家檔案制度，科學地管理這些檔案，以便于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利用”。⑤(著重號為作者所加)。這一《決定》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檔案利用提供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也為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創立。盡管我們用現在的眼光來分析，該《決定》有其明顯的時代性和局限性，譬如，它認為檔案僅僅是便于為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提供服務，忽視了檔案更應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階層服務的內涵，并由此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檔案工作的相對被動和封閉，進而造成整個社會檔案意識的薄弱。但是，理論畢竟是理論，任何科學的理論都只能是一種指向真理的運動，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亦是如此。我們不應脫離特定的歷史時期和背景，用挑剔的眼光武斷地評判初創時期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局限性。
1959年4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第七次科學討論會上，我國著名的檔案學家吳寶康教授發表了《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一文，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內容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首次明確地提出檔案的保管和社會的利用是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檔案利用是檔案工作諸環節中的主要環節，利用是中心，利用是目的，并說這是我國檔案工作發展的客觀規律。
1961年9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舉行的科學討論會上，吳寶康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檔案工作矛盾問題的探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筆記》。該文是吳寶康教授《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一文的繼續和發展，它更深入、更全面地從理論上闡述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問題。該文認為：檔案文件收藏和供用之間的矛盾是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供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推動檔案工作向前發展的最有力、最活躍的因素，因而也就是決定性的因素。檔案收藏工作與供用工作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在一定的條件下，二者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檔案工作自身存在著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是內部矛盾；檔案工作的客觀需要，即社會對檔案的利用需求，這是外部矛盾，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發展變化影響著檔案工作的水平和質量。
196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檔案管理學》。在論述檔案利用的章節中，該書詳細探討了檔案利用概念的內涵、檔案利用工作的地位、檔案利用工作的服務方向、檔案利用與保密的關系、開展檔案利用工作的前提條件等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內容，其中，最突出的貢獻是對檔案利用概念的分析和闡述。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形成的時間，與歐美國家基本一致，從初期理論內容和體系來看，甚至可以說略高于歐美國家檔案利用理論的同期水平。我們認為：國務院《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的頒布、吳寶康教授《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和《關于檔案工作矛盾問題的探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筆記》兩篇學術論文的發表以及新中國第一部《檔案管理學》的出版，是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形成的顯著標志，它們宣告著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誕生。
三、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
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起步雖然不比歐美發達國家晚，研究水平和成果也并不遜色于它們，有些方面甚至略高于它們，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由于“左”傾思想的泛濫，特別是十年“文革”期間，在檔案工作領域中片面強調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階級性和機要性，片面強調檔案工作是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工具，認為“以利用為綱”是修正主義的方針，是階級斗爭熄滅論的產物，致使全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遭受到巨大破壞，作為反映這一工作發展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也隨之遭受到了不應有的批判和否定。從此，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研究處于停滯甚至倒退狀態，這是導致我國檔案利用理論落后于歐美國家的主要原因。
1978年12月，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研究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獲得了新生。這種新生的表現之一，就是1979年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召開的檔案工作路線是非座談會，這次會議重新提出了檔案利用工作是檔案工作中心的思想。然而，對于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1980年5月23日至6月6日國家檔案局在北京召開的省級以上檔案館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傳達討論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開放歷史檔案的決定。曾三同志在會上做了《加強檔案館的恢復和整頓，積極開放歷史檔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重要講話。會議“集中力量討論檔案館怎樣加強檔案的基礎工作，積極開放歷史檔案，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科學研究和歷史研究服務的問題”。這次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歷史檔案，除極少部分限于在一定范圍利用外，其他一律向社會開放。這種在全國范圍內開放歷史檔案，即檔案利用工作從過去單純地為特定機構服務轉變為向社會開放，是一種質的飛躍，標志著我國檔案利用工作開始從封閉轉向開放，從被動服務轉向積極主動服務。更為重要的是，從長遠來看，開放思想和開放精神的確立或許遠比開放歷史檔案本身更具有深遠的影響和意義。從此以后，隨著全國檔案利用工作的蓬勃開展，20紀世紀80年代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1981年11月，中國檔案學會成立，同時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檔案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開創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新階段，一批檔案理論工作者就我國當時檔案利用問題提交了具有相當理論水平的論文，從不同側面探討了我國歷史檔案的開放問題，反映出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沖破“左”的思想束縛，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實現了對檔案利用工作從利用到開放這一根本轉變的理性認識和總結。
1985年，國家檔案局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檔案館工作會議。會議提出了“解放思想，加快步伐，積極創造條件，開放一切應該開放的歷史檔案，使開放歷史檔案的工作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大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服務”的檔案工作指導思想和方針。會議明確指出：所謂進一步開放歷史檔案，一方面是進一步擴大開放歷史檔案的范圍，這就是除了繼續開放建國以前的歷史檔案以外，還要準備對建國以來滿30年的檔案，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實行開放；另一方面是進一步擴大利用歷史檔案的對象，即除了向機關、團體、學校、研究部門開放以外，還要向整個社會開放，允許公民利用檔案，還要在保護黨和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繼續向外國學者開放歷史檔案。
1986年，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就開放歷史檔案問題作出批示：“檔案的進一步開放(包括對國外開放)，勢在必行，這是繁榮我國學術事業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必然要求，各國的通例我國不能例外”，“這對于我國長期以來封閉式的檔案管理方式是一大改革”。
檔案工作指導思想與方針的確立，特別是大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任務的提出，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和提高。
1986年5月15日，吳寶康教授在石家莊檔案學術會議上首次明確地提出了“建設檔案利用理論，豐富發展檔案科學”的觀點。在這次會議上，他論述了檔案利用理論在檔案工作實踐中的指導作用，利用理論的思想基礎、核心內容以及理論依據和研究方法。同年10月，吳寶康教授說：“現在，已經到了有必要、有可能提出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中心課題的檔案利用理論的時候了。對于檔案利用工作從利用到開放、開發過程的演變和發展，加以科學的描述，也就構成了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線索”。⑩
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明確規定了檔案利用與公布的原則，為檔案利用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準繩，促進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進一步完善。
1988年3月22日，吳寶康教授又說：“對于利用問題，檔案部門先提‘利用’，后來提‘開放’，到現在又提‘開發’。我認為從利用到開放，到開發，這是對檔案問題認識的深化與發展”。⑾
1989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鄧紹興、陳智為兩位教授主編的《檔案管理學》高校文科教材。在該書第六章“檔案的提供利用服務”中，詳細地闡述了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含義、開展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理論基礎、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要求、檔案提供利用的途徑與方式、檔案咨詢服務、檔案用戶調研和開放檔案等，為豐富和發展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1993年9月，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校文獻情報學系羅輝同志編著的《檔案信息開發與利用》一書。該書系統地闡明了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的基本理論、原理、原則和方法，內容涉及檔案信息系統的構成，檔案信息開發的程序、規律、條件、方式和方法，檔案用戶研究和信息反饋，檔案利用理論概述等。這既是我國檔案理論工作者對信息時代的到來所作出的積極敏銳的反應，又是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進行大膽探索和認真梳理的嘗試。
1995年，吳寶康教授在《略論利用與編研》一文中說：“最近，我在利用與基礎工作的關系上，主張用三句話來概括我們的認識：這就是以管理(包括收集、整理、保管和保護等)為基礎，以利用為中心(目的、主導)，以服務為根本(方向)。以此作為我們從全局出發的宏觀管理的指導思想。它是辯證的、全面的，在貫徹執行時，應視各地各單位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⑿
1996年，吳寶康教授在《當代我國檔案工作的重要文獻》一文中說：“我是以利用為綱的思想理論的堅持者，甚至可以說我是個‘利用為綱論者’”⒀。“我始終認為利用為綱作為方針來說，隨著實踐的發展是可以改變并提出適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新方針的，但作為思想理論來說，我們是不能丟棄的。‘利用為綱’不能丟棄的思想理論內容主要有：(1)利用是目的，利用是主要環節，是中心，是重點，是關鍵，收集、整理、保管等是基礎。(2)檔案工作的根本性質是服務，這是檔案工作本身所含的矛盾特點所決定的。(3)檔案必須利用，通過利用來充分發揮其作用，為社會服務，并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等各方面緊密聯系起來，實現檔案自身的社會價值。包含著上述思想理論內容的‘利用為綱’是歷史實踐留下的思想財富，不僅不應拋棄，而且還應該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它，豐富它，使它更完善成熟起來”。⒁可見，吳寶康教授是何等地重視“利用為綱”這一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核心內容，他對于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的的確確地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1998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面向全國招標《現代檔案利用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項目。是年，全國有38個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和檔案實際工作部門參加競標。最終，該研究項目為安徽大學管理學院檔案學系青年教師馬仁杰副教授所中標。目前，該項目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如《論影響我國檔案利用的因素》、《新形勢下我國檔案利用工作的對策》、《關于徽州歷史檔案開發利用的若干問題》等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對豐富和發展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產生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1999年5月5日，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的修訂、頒布和實施，國家檔案局經國務院批準，適時地修改并發布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修改后的《檔案法》和《實施辦法》針對我國檔案利用工作中發生的隨意公布檔案造成國家秘密失、泄密以及構成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侵害等行為，補充規定了檔案公布的幾種行為。補充的行為有利用電子出版物或利用公眾計算機信息網絡等首次向社會公開檔案的內容，同時規定了公布檔案記載的內容，也是公布檔案的行為。這樣規定，可以有效地控制檔案利用工作中隨意公布檔案的行為，對違規者亦容易依法進行處理。
2000年3月18日，總參兵種部檔案館杜長安和李洪兩位同志聯合署名，在2000年第2期《檔案學通訊》上發表了題為《檔案工作走近人民》的長篇優秀論文。該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大聲疾呼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在為國家服務的同時，更應該為公民個人服務，并指出“檔案為公民個人服務，并不僅僅是指維護公民個人的物質利益，它還包括關注公民個人特有的精神需求，檔案要為公民提供根源感、身份感、榮譽感和集體記憶”⒂。這是新世紀有關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振聾發饋之作，它引起了我國檔案學界的普遍關注，并獲得了幾乎一致的好評。因此，可以認為，該文是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發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新之作。
2001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劉耿生教授編著的2l世紀檔案學系列教材之一《檔案開發與利用教程》。該書內容涉及開發利用檔案的重要途徑??編纂公布、必要措施??鑒辯真偽、最高形式??編史修志三個方面，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起到了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的作用。
總之，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內容不斷充實和完善，體系日益成熟，并逐步形成了我國獨有的特色。同時，我們應該看到：隨著現代高新信息技術的應用，特別是電子計算機的普及和網絡時代的來臨，我國檔案利用的方式、方法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如何面對這種挑戰，尤其是如何運用計算機網絡技術提供檔案利用服務，這就要求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工作者應加強對網絡技術、網上利用規律、網上利用者的特點等的研究。我們相信：對這些新挑戰及時、準確的回答，將會使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在2l世紀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注釋：
①周雪恒《中國檔案事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l版，第28?30頁。
②③馬仁杰：《論影響我國檔案利用的因素》，《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3期。
④周恩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l版，第186頁。
⑤裴桐：《當代中國的檔案事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4月第l版，第554頁。
⑥曹喜琛：《歷史檔案開放與檔案史料編研》，《上海檔案》，1998年第6期。
⑦⑧⑨羅輝：《檔案信息開發與利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l版，第289頁。
⑩吳健 珊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設和發展中國檔案學??論吳寶康教授學術思想(三)》，《檔案與建設》，1998年第11期。
⑿吳寶康：《略論利用與編研》，《航空檔案》，1995年第l期。 ⑩⑩吳寶康：《當代我國檔案工作的重要文獻》，《檔案與建設》，1996年第7。
⒂杜長安李洪：《檔案工作走近人民》，《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2期。
（郭紅解、李軍摘自《檔案學通訊》2002年第5期）
安徽大學管理學院 馬仁杰
合肥工業大學 張勝春
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源遠流長，而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則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其發展則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一、古老而年輕的檔案利用工作
在檔案產生之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使用種種原始的記事方法，諸如結繩、刻契、圖畫、口耳相傳等，來幫助自己記憶、保存、傳遞信息。只是這些記事方法沒有文字相助，難以準確地反映思想、完整地記錄事件。而檔案則不然，它憑借文字，能夠很容易地做到這一點。所以，檔案一出現就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并逐漸取代了種種原始的記事方法，成為我們的祖先跨入文明時代表達思想、交流經驗、記錄事實的幾乎是唯一重要的知識載體。不斷發展中的記事需要，正是檔案產生的強大動力。
眾所周知，檔案的產生與國家的出現差不多同時，檔案一經出現就成了統治者治理國家、維護統治的工具。由此可知：順應了利用檔案的需要而產生的檔案，從一開始就決非只是供觀賞的擺設，檔案和檔案工作形成之時，應當是檔案利用工作誕生之日。
我國夏代的檔案，迄今沒有發現，如何利用，不敢妄言。
考古發現的商代甲骨檔案，集中保管、分類貯藏、排列有序①，應當與當時方便利用的考慮不無關系。
西周以降，迄于明清，史籍記載漸多，人們得以了解不同朝代的檔案利用工作。歸納起來，我們大體上可以把這一階段的檔案利用工作分為三類：
第一類：資政。早期的檔案，幾乎是清一色的官府文書，用于資政乃是必然之事。周宣王“料民太原”、隋文帝“大索貌閱”，均是憑借舊檔案搜括隱匿民戶，事成后建立新檔，控制人口，加強自己的統治。叔孫通定朝儀、唐代憑甲歷授官銓選，也莫不是統治者利用檔案處理國家政務的適例。
第二類：育人。在檔案幾乎為唯一重要的知識載體的時代，統治者教育培養后代的唯一可以依憑的教材，不外乎檔案。我國歷史上所謂“學在官府”的時期，情況更是如此。即便孔子以后“學下私人”，至少在孔子時代，仍是以檔案為基本教材的。這從孔子編訂《六經》均取材于檔案可以窺見一二。之后，諸子百家各種著作衍生，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以檔案作為教材來育人這一點似乎逐漸淡化。但是，從秦代以吏為師，直到朱元璋在太子讀書的地方大本堂置放檔案，讓太子早早熟習政事，以及他編制《大誥》頒行天下，教民趨吉避兇等事例來看，以檔案育人的觀念，在我國整個封建社會，并沒有消失。
第三類：編撰。中國古籍汗牛充棟。自《六經》以下以檔案為素材編撰而成者數不勝數。眾多史籍，包括方志，如果離開了檔案，幾乎無法成書。被譽為先秦科技百科全書的《考工記》，堪稱最早記載了我國四大發明中火藥、指南針制造、使用情況的《武經總要》等科技、軍事書籍，如果離開了檔案，又何嘗能夠成書?
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進入民國以后，舊的傳統繼承了下來，官修前期國史，即是一例。清代編輯檔案的慣例，在北洋政府的一些國家機關中發展得更加系統化又是一例。與此同時，新的因素也在滋生：檔案的整理引進了較為科學的方法，檔案利用工作也隨之發生了若干變化，如匯編檔案雖屬已有之舊事，但檔案目錄的出版則屬創新之舉，而公布有歷史檔案的期刊《文獻特刊》的創辦則更是前所未有之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參與整理、匯編歷史檔案的文化學術團體之多，也僅見于這一時期。
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黨和國家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重視，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隨著歷史檔案的開放，更是開創了個嶄新的局面。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到全國各級各類檔案館查閱和資料的情況，有如下表所示②；
┌──────┬──────┬───────────┐
│利用情況│ 接待利用人次│提供檔案、資料卷(冊)次│
│ 年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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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 │ 2117715│ 76053ll │
│ 1984年 │ 2828906│ 9403652 │
│ 1985年． │ 3629975│ 13241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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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說明的是，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前有落實政策的高峰，后有利用檔案編史修志的高潮，至90年代中期，兩個浪頭過去，而利用檔案的人次和數量依然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這說明前來檔案館查閱檔案的勢頭仍然未減。
與此同時，各級各類檔案館編輯的檔案資料，僅僅是公開出版的，1981年就有20種，約1339萬字；1990年達425種，約2786l萬字；到1995年，更達495種，約37942萬字③。
當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90年中后期，隨著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現代高新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檔案和檔案工作，包括檔案利用從內容到方式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隨著電子文件(電子檔案)的大量產生和快速傳送，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在快速融入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同時，檔案利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這一改變在目前主要表現為網上公布檔案信息、網上借閱和網上咨詢等。我們相信，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進一步發展，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還將繼續發生一系列新的變化，從而使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超越前代，方興末艾”。
二、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
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全國出現了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隨之也開始了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共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1956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強調指出：“為了實現向科學進軍的計劃，我們必須為發展科學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在這里，具有首要意義的是要使科學家得到必要的圖書、檔案資料、技術資料和其他工作條件。必須……加強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的工作”。當時，全國檔案工作雖然經過了建國初期幾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很多人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認識，檔案工作的管理不集中，制度不統一，方法不科學，機構不健全，專業人員量少水平低，致使檔案管理不善等現象大量存在。這種狀況很不適應國家建設和科學研究對檔案利用的迫切需要。為此，1956年3月27日，在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同年4月16日，國務院公布了這個《決定》，4月21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社論。
該《決定》明確指出：“國家的全部檔案，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機關、部隊、團體、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歷史檔案和舊政權檔案，都是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書材料，都是我們國家的歷史財富。檔案工作的任務就是要在統一管理國家檔案的原則下建立國家檔案制度，科學地管理這些檔案，以便于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利用”。⑤(著重號為作者所加)。這一《決定》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檔案利用提供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也為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創立。盡管我們用現在的眼光來分析，該《決定》有其明顯的時代性和局限性，譬如，它認為檔案僅僅是便于為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提供服務，忽視了檔案更應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階層服務的內涵，并由此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檔案工作的相對被動和封閉，進而造成整個社會檔案意識的薄弱。但是，理論畢竟是理論，任何科學的理論都只能是一種指向真理的運動，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亦是如此。我們不應脫離特定的歷史時期和背景，用挑剔的眼光武斷地評判初創時期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局限性。
1959年4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第七次科學討論會上，我國著名的檔案學家吳寶康教授發表了《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一文，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內容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首次明確地提出檔案的保管和社會的利用是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檔案利用是檔案工作諸環節中的主要環節，利用是中心，利用是目的，并說這是我國檔案工作發展的客觀規律。
1961年9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舉行的科學討論會上，吳寶康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檔案工作矛盾問題的探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筆記》。該文是吳寶康教授《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一文的繼續和發展，它更深入、更全面地從理論上闡述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問題。該文認為：檔案文件收藏和供用之間的矛盾是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供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推動檔案工作向前發展的最有力、最活躍的因素，因而也就是決定性的因素。檔案收藏工作與供用工作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在一定的條件下，二者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檔案工作自身存在著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是內部矛盾；檔案工作的客觀需要，即社會對檔案的利用需求，這是外部矛盾，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發展變化影響著檔案工作的水平和質量。
196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檔案管理學》。在論述檔案利用的章節中，該書詳細探討了檔案利用概念的內涵、檔案利用工作的地位、檔案利用工作的服務方向、檔案利用與保密的關系、開展檔案利用工作的前提條件等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內容，其中，最突出的貢獻是對檔案利用概念的分析和闡述。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形成的時間，與歐美國家基本一致，從初期理論內容和體系來看，甚至可以說略高于歐美國家檔案利用理論的同期水平。我們認為：國務院《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的頒布、吳寶康教授《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和《關于檔案工作矛盾問題的探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筆記》兩篇學術論文的發表以及新中國第一部《檔案管理學》的出版，是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形成的顯著標志，它們宣告著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誕生。
三、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
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起步雖然不比歐美發達國家晚，研究水平和成果也并不遜色于它們，有些方面甚至略高于它們，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由于“左”傾思想的泛濫，特別是十年“文革”期間，在檔案工作領域中片面強調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階級性和機要性，片面強調檔案工作是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工具，認為“以利用為綱”是修正主義的方針，是階級斗爭熄滅論的產物，致使全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遭受到巨大破壞，作為反映這一工作發展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也隨之遭受到了不應有的批判和否定。從此，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研究處于停滯甚至倒退狀態，這是導致我國檔案利用理論落后于歐美國家的主要原因。
1978年12月，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研究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獲得了新生。這種新生的表現之一，就是1979年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召開的檔案工作路線是非座談會，這次會議重新提出了檔案利用工作是檔案工作中心的思想。然而，對于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1980年5月23日至6月6日國家檔案局在北京召開的省級以上檔案館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傳達討論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開放歷史檔案的決定。曾三同志在會上做了《加強檔案館的恢復和整頓，積極開放歷史檔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重要講話。會議“集中力量討論檔案館怎樣加強檔案的基礎工作，積極開放歷史檔案，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科學研究和歷史研究服務的問題”。這次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歷史檔案，除極少部分限于在一定范圍利用外，其他一律向社會開放。這種在全國范圍內開放歷史檔案，即檔案利用工作從過去單純地為特定機構服務轉變為向社會開放，是一種質的飛躍，標志著我國檔案利用工作開始從封閉轉向開放，從被動服務轉向積極主動服務。更為重要的是，從長遠來看，開放思想和開放精神的確立或許遠比開放歷史檔案本身更具有深遠的影響和意義。從此以后，隨著全國檔案利用工作的蓬勃開展，20紀世紀80年代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1981年11月，中國檔案學會成立，同時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檔案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開創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新階段，一批檔案理論工作者就我國當時檔案利用問題提交了具有相當理論水平的論文，從不同側面探討了我國歷史檔案的開放問題，反映出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沖破“左”的思想束縛，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實現了對檔案利用工作從利用到開放這一根本轉變的理性認識和總結。
1985年，國家檔案局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檔案館工作會議。會議提出了“解放思想，加快步伐，積極創造條件，開放一切應該開放的歷史檔案，使開放歷史檔案的工作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大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服務”的檔案工作指導思想和方針。會議明確指出：所謂進一步開放歷史檔案，一方面是進一步擴大開放歷史檔案的范圍，這就是除了繼續開放建國以前的歷史檔案以外，還要準備對建國以來滿30年的檔案，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實行開放；另一方面是進一步擴大利用歷史檔案的對象，即除了向機關、團體、學校、研究部門開放以外，還要向整個社會開放，允許公民利用檔案，還要在保護黨和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繼續向外國學者開放歷史檔案。
1986年，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就開放歷史檔案問題作出批示：“檔案的進一步開放(包括對國外開放)，勢在必行，這是繁榮我國學術事業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必然要求，各國的通例我國不能例外”，“這對于我國長期以來封閉式的檔案管理方式是一大改革”。
檔案工作指導思想與方針的確立，特別是大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任務的提出，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和提高。
1986年5月15日，吳寶康教授在石家莊檔案學術會議上首次明確地提出了“建設檔案利用理論，豐富發展檔案科學”的觀點。在這次會議上，他論述了檔案利用理論在檔案工作實踐中的指導作用，利用理論的思想基礎、核心內容以及理論依據和研究方法。同年10月，吳寶康教授說：“現在，已經到了有必要、有可能提出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中心課題的檔案利用理論的時候了。對于檔案利用工作從利用到開放、開發過程的演變和發展，加以科學的描述，也就構成了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線索”。⑩
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明確規定了檔案利用與公布的原則，為檔案利用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準繩，促進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進一步完善。
1988年3月22日，吳寶康教授又說：“對于利用問題，檔案部門先提‘利用’，后來提‘開放’，到現在又提‘開發’。我認為從利用到開放，到開發，這是對檔案問題認識的深化與發展”。⑾
1989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鄧紹興、陳智為兩位教授主編的《檔案管理學》高校文科教材。在該書第六章“檔案的提供利用服務”中，詳細地闡述了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含義、開展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理論基礎、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要求、檔案提供利用的途徑與方式、檔案咨詢服務、檔案用戶調研和開放檔案等，為豐富和發展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1993年9月，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校文獻情報學系羅輝同志編著的《檔案信息開發與利用》一書。該書系統地闡明了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的基本理論、原理、原則和方法，內容涉及檔案信息系統的構成，檔案信息開發的程序、規律、條件、方式和方法，檔案用戶研究和信息反饋，檔案利用理論概述等。這既是我國檔案理論工作者對信息時代的到來所作出的積極敏銳的反應，又是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進行大膽探索和認真梳理的嘗試。
1995年，吳寶康教授在《略論利用與編研》一文中說：“最近，我在利用與基礎工作的關系上，主張用三句話來概括我們的認識：這就是以管理(包括收集、整理、保管和保護等)為基礎，以利用為中心(目的、主導)，以服務為根本(方向)。以此作為我們從全局出發的宏觀管理的指導思想。它是辯證的、全面的，在貫徹執行時，應視各地各單位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⑿
1996年，吳寶康教授在《當代我國檔案工作的重要文獻》一文中說：“我是以利用為綱的思想理論的堅持者，甚至可以說我是個‘利用為綱論者’”⒀。“我始終認為利用為綱作為方針來說，隨著實踐的發展是可以改變并提出適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新方針的，但作為思想理論來說，我們是不能丟棄的。‘利用為綱’不能丟棄的思想理論內容主要有：(1)利用是目的，利用是主要環節，是中心，是重點，是關鍵，收集、整理、保管等是基礎。(2)檔案工作的根本性質是服務，這是檔案工作本身所含的矛盾特點所決定的。(3)檔案必須利用，通過利用來充分發揮其作用，為社會服務，并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等各方面緊密聯系起來，實現檔案自身的社會價值。包含著上述思想理論內容的‘利用為綱’是歷史實踐留下的思想財富，不僅不應拋棄，而且還應該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它，豐富它，使它更完善成熟起來”。⒁可見，吳寶康教授是何等地重視“利用為綱”這一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核心內容，他對于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的的確確地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1998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面向全國招標《現代檔案利用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項目。是年，全國有38個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和檔案實際工作部門參加競標。最終，該研究項目為安徽大學管理學院檔案學系青年教師馬仁杰副教授所中標。目前，該項目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如《論影響我國檔案利用的因素》、《新形勢下我國檔案利用工作的對策》、《關于徽州歷史檔案開發利用的若干問題》等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對豐富和發展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產生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1999年5月5日，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的修訂、頒布和實施，國家檔案局經國務院批準，適時地修改并發布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修改后的《檔案法》和《實施辦法》針對我國檔案利用工作中發生的隨意公布檔案造成國家秘密失、泄密以及構成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侵害等行為，補充規定了檔案公布的幾種行為。補充的行為有利用電子出版物或利用公眾計算機信息網絡等首次向社會公開檔案的內容，同時規定了公布檔案記載的內容，也是公布檔案的行為。這樣規定，可以有效地控制檔案利用工作中隨意公布檔案的行為，對違規者亦容易依法進行處理。
2000年3月18日，總參兵種部檔案館杜長安和李洪兩位同志聯合署名，在2000年第2期《檔案學通訊》上發表了題為《檔案工作走近人民》的長篇優秀論文。該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大聲疾呼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在為國家服務的同時，更應該為公民個人服務，并指出“檔案為公民個人服務，并不僅僅是指維護公民個人的物質利益，它還包括關注公民個人特有的精神需求，檔案要為公民提供根源感、身份感、榮譽感和集體記憶”⒂。這是新世紀有關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振聾發饋之作，它引起了我國檔案學界的普遍關注，并獲得了幾乎一致的好評。因此，可以認為，該文是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發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新之作。
2001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劉耿生教授編著的2l世紀檔案學系列教材之一《檔案開發與利用教程》。該書內容涉及開發利用檔案的重要途徑??編纂公布、必要措施??鑒辯真偽、最高形式??編史修志三個方面，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起到了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的作用。
總之，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內容不斷充實和完善，體系日益成熟，并逐步形成了我國獨有的特色。同時，我們應該看到：隨著現代高新信息技術的應用，特別是電子計算機的普及和網絡時代的來臨，我國檔案利用的方式、方法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如何面對這種挑戰，尤其是如何運用計算機網絡技術提供檔案利用服務，這就要求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工作者應加強對網絡技術、網上利用規律、網上利用者的特點等的研究。我們相信：對這些新挑戰及時、準確的回答，將會使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在2l世紀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注釋：
①周雪恒《中國檔案事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l版，第28?30頁。
②③馬仁杰：《論影響我國檔案利用的因素》，《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3期。
④周恩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l版，第186頁。
⑤裴桐：《當代中國的檔案事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4月第l版，第554頁。
⑥曹喜琛：《歷史檔案開放與檔案史料編研》，《上海檔案》，1998年第6期。
⑦⑧⑨羅輝：《檔案信息開發與利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l版，第289頁。
⑩吳健 珊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設和發展中國檔案學??論吳寶康教授學術思想(三)》，《檔案與建設》，1998年第11期。
⑿吳寶康：《略論利用與編研》，《航空檔案》，1995年第l期。 ⑩⑩吳寶康：《當代我國檔案工作的重要文獻》，《檔案與建設》，1996年第7。
⒂杜長安李洪：《檔案工作走近人民》，《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2期。
（郭紅解、李軍摘自《檔案學通訊》2002年第5期）
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源遠流長，而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則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其發展則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一、古老而年輕的檔案利用工作
在檔案產生之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使用種種原始的記事方法，諸如結繩、刻契、圖畫、口耳相傳等，來幫助自己記憶、保存、傳遞信息。只是這些記事方法沒有文字相助，難以準確地反映思想、完整地記錄事件。而檔案則不然，它憑借文字，能夠很容易地做到這一點。所以，檔案一出現就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并逐漸取代了種種原始的記事方法，成為我們的祖先跨入文明時代表達思想、交流經驗、記錄事實的幾乎是唯一重要的知識載體。不斷發展中的記事需要，正是檔案產生的強大動力。
眾所周知，檔案的產生與國家的出現差不多同時，檔案一經出現就成了統治者治理國家、維護統治的工具。由此可知：順應了利用檔案的需要而產生的檔案，從一開始就決非只是供觀賞的擺設，檔案和檔案工作形成之時，應當是檔案利用工作誕生之日。
我國夏代的檔案，迄今沒有發現，如何利用，不敢妄言。
考古發現的商代甲骨檔案，集中保管、分類貯藏、排列有序①，應當與當時方便利用的考慮不無關系。
西周以降，迄于明清，史籍記載漸多，人們得以了解不同朝代的檔案利用工作。歸納起來，我們大體上可以把這一階段的檔案利用工作分為三類：
第一類：資政。早期的檔案，幾乎是清一色的官府文書，用于資政乃是必然之事。周宣王“料民太原”、隋文帝“大索貌閱”，均是憑借舊檔案搜括隱匿民戶，事成后建立新檔，控制人口，加強自己的統治。叔孫通定朝儀、唐代憑甲歷授官銓選，也莫不是統治者利用檔案處理國家政務的適例。
第二類：育人。在檔案幾乎為唯一重要的知識載體的時代，統治者教育培養后代的唯一可以依憑的教材，不外乎檔案。我國歷史上所謂“學在官府”的時期，情況更是如此。即便孔子以后“學下私人”，至少在孔子時代，仍是以檔案為基本教材的。這從孔子編訂《六經》均取材于檔案可以窺見一二。之后，諸子百家各種著作衍生，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以檔案作為教材來育人這一點似乎逐漸淡化。但是，從秦代以吏為師，直到朱元璋在太子讀書的地方大本堂置放檔案，讓太子早早熟習政事，以及他編制《大誥》頒行天下，教民趨吉避兇等事例來看，以檔案育人的觀念，在我國整個封建社會，并沒有消失。
第三類：編撰。中國古籍汗牛充棟。自《六經》以下以檔案為素材編撰而成者數不勝數。眾多史籍，包括方志，如果離開了檔案，幾乎無法成書。被譽為先秦科技百科全書的《考工記》，堪稱最早記載了我國四大發明中火藥、指南針制造、使用情況的《武經總要》等科技、軍事書籍，如果離開了檔案，又何嘗能夠成書?
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進入民國以后，舊的傳統繼承了下來，官修前期國史，即是一例。清代編輯檔案的慣例，在北洋政府的一些國家機關中發展得更加系統化又是一例。與此同時，新的因素也在滋生：檔案的整理引進了較為科學的方法，檔案利用工作也隨之發生了若干變化，如匯編檔案雖屬已有之舊事，但檔案目錄的出版則屬創新之舉，而公布有歷史檔案的期刊《文獻特刊》的創辦則更是前所未有之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參與整理、匯編歷史檔案的文化學術團體之多，也僅見于這一時期。
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黨和國家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重視，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隨著歷史檔案的開放，更是開創了個嶄新的局面。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到全國各級各類檔案館查閱和資料的情況，有如下表所示②；
┌──────┬──────┬───────────┐
│利用情況│ 接待利用人次│提供檔案、資料卷(冊)次│
│ 年度 │ │ │
│ ＼＼│ │ │
├──────┼──────┼───────────┤
│ 1983年 │ 2117715│ 76053ll │
│ 1984年 │ 2828906│ 9403652 │
│ 1985年． │ 3629975│ 13241718 │
│ 1990年 │ 3432109│ 1582977 │
│ 1995年 │ 3494200│ l168962 │
└──────┴──────┴───────────┘
需要說明的是，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前有落實政策的高峰，后有利用檔案編史修志的高潮，至90年代中期，兩個浪頭過去，而利用檔案的人次和數量依然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這說明前來檔案館查閱檔案的勢頭仍然未減。
與此同時，各級各類檔案館編輯的檔案資料，僅僅是公開出版的，1981年就有20種，約1339萬字；1990年達425種，約2786l萬字；到1995年，更達495種，約37942萬字③。
當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90年中后期，隨著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現代高新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檔案和檔案工作，包括檔案利用從內容到方式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隨著電子文件(電子檔案)的大量產生和快速傳送，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在快速融入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同時，檔案利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這一改變在目前主要表現為網上公布檔案信息、網上借閱和網上咨詢等。我們相信，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進一步發展，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還將繼續發生一系列新的變化，從而使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超越前代，方興末艾”。
二、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
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全國出現了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隨之也開始了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共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1956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強調指出：“為了實現向科學進軍的計劃，我們必須為發展科學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在這里，具有首要意義的是要使科學家得到必要的圖書、檔案資料、技術資料和其他工作條件。必須……加強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的工作”。當時，全國檔案工作雖然經過了建國初期幾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很多人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認識，檔案工作的管理不集中，制度不統一，方法不科學，機構不健全，專業人員量少水平低，致使檔案管理不善等現象大量存在。這種狀況很不適應國家建設和科學研究對檔案利用的迫切需要。為此，1956年3月27日，在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同年4月16日，國務院公布了這個《決定》，4月21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社論。
該《決定》明確指出：“國家的全部檔案，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機關、部隊、團體、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歷史檔案和舊政權檔案，都是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書材料，都是我們國家的歷史財富。檔案工作的任務就是要在統一管理國家檔案的原則下建立國家檔案制度，科學地管理這些檔案，以便于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利用”。⑤(著重號為作者所加)。這一《決定》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檔案利用提供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也為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創立。盡管我們用現在的眼光來分析，該《決定》有其明顯的時代性和局限性，譬如，它認為檔案僅僅是便于為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提供服務，忽視了檔案更應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階層服務的內涵，并由此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檔案工作的相對被動和封閉，進而造成整個社會檔案意識的薄弱。但是，理論畢竟是理論，任何科學的理論都只能是一種指向真理的運動，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亦是如此。我們不應脫離特定的歷史時期和背景，用挑剔的眼光武斷地評判初創時期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局限性。
1959年4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第七次科學討論會上，我國著名的檔案學家吳寶康教授發表了《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一文，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內容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首次明確地提出檔案的保管和社會的利用是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檔案利用是檔案工作諸環節中的主要環節，利用是中心，利用是目的，并說這是我國檔案工作發展的客觀規律。
1961年9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舉行的科學討論會上，吳寶康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檔案工作矛盾問題的探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筆記》。該文是吳寶康教授《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一文的繼續和發展，它更深入、更全面地從理論上闡述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問題。該文認為：檔案文件收藏和供用之間的矛盾是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供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推動檔案工作向前發展的最有力、最活躍的因素，因而也就是決定性的因素。檔案收藏工作與供用工作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在一定的條件下，二者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檔案工作自身存在著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是內部矛盾；檔案工作的客觀需要，即社會對檔案的利用需求，這是外部矛盾，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發展變化影響著檔案工作的水平和質量。
196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檔案管理學》。在論述檔案利用的章節中，該書詳細探討了檔案利用概念的內涵、檔案利用工作的地位、檔案利用工作的服務方向、檔案利用與保密的關系、開展檔案利用工作的前提條件等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內容，其中，最突出的貢獻是對檔案利用概念的分析和闡述。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形成的時間，與歐美國家基本一致，從初期理論內容和體系來看，甚至可以說略高于歐美國家檔案利用理論的同期水平。我們認為：國務院《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的頒布、吳寶康教授《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和《關于檔案工作矛盾問題的探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筆記》兩篇學術論文的發表以及新中國第一部《檔案管理學》的出版，是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形成的顯著標志，它們宣告著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誕生。
三、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
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起步雖然不比歐美發達國家晚，研究水平和成果也并不遜色于它們，有些方面甚至略高于它們，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由于“左”傾思想的泛濫，特別是十年“文革”期間，在檔案工作領域中片面強調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階級性和機要性，片面強調檔案工作是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工具，認為“以利用為綱”是修正主義的方針，是階級斗爭熄滅論的產物，致使全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遭受到巨大破壞，作為反映這一工作發展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也隨之遭受到了不應有的批判和否定。從此，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研究處于停滯甚至倒退狀態，這是導致我國檔案利用理論落后于歐美國家的主要原因。
1978年12月，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研究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獲得了新生。這種新生的表現之一，就是1979年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召開的檔案工作路線是非座談會，這次會議重新提出了檔案利用工作是檔案工作中心的思想。然而，對于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1980年5月23日至6月6日國家檔案局在北京召開的省級以上檔案館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傳達討論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開放歷史檔案的決定。曾三同志在會上做了《加強檔案館的恢復和整頓，積極開放歷史檔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重要講話。會議“集中力量討論檔案館怎樣加強檔案的基礎工作，積極開放歷史檔案，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科學研究和歷史研究服務的問題”。這次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歷史檔案，除極少部分限于在一定范圍利用外，其他一律向社會開放。這種在全國范圍內開放歷史檔案，即檔案利用工作從過去單純地為特定機構服務轉變為向社會開放，是一種質的飛躍，標志著我國檔案利用工作開始從封閉轉向開放，從被動服務轉向積極主動服務。更為重要的是，從長遠來看，開放思想和開放精神的確立或許遠比開放歷史檔案本身更具有深遠的影響和意義。從此以后，隨著全國檔案利用工作的蓬勃開展，20紀世紀80年代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1981年11月，中國檔案學會成立，同時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檔案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開創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新階段，一批檔案理論工作者就我國當時檔案利用問題提交了具有相當理論水平的論文，從不同側面探討了我國歷史檔案的開放問題，反映出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沖破“左”的思想束縛，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實現了對檔案利用工作從利用到開放這一根本轉變的理性認識和總結。
1985年，國家檔案局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檔案館工作會議。會議提出了“解放思想，加快步伐，積極創造條件，開放一切應該開放的歷史檔案，使開放歷史檔案的工作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大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服務”的檔案工作指導思想和方針。會議明確指出：所謂進一步開放歷史檔案，一方面是進一步擴大開放歷史檔案的范圍，這就是除了繼續開放建國以前的歷史檔案以外，還要準備對建國以來滿30年的檔案，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實行開放；另一方面是進一步擴大利用歷史檔案的對象，即除了向機關、團體、學校、研究部門開放以外，還要向整個社會開放，允許公民利用檔案，還要在保護黨和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繼續向外國學者開放歷史檔案。
1986年，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就開放歷史檔案問題作出批示：“檔案的進一步開放(包括對國外開放)，勢在必行，這是繁榮我國學術事業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必然要求，各國的通例我國不能例外”，“這對于我國長期以來封閉式的檔案管理方式是一大改革”。
檔案工作指導思想與方針的確立，特別是大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任務的提出，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和提高。
1986年5月15日，吳寶康教授在石家莊檔案學術會議上首次明確地提出了“建設檔案利用理論，豐富發展檔案科學”的觀點。在這次會議上，他論述了檔案利用理論在檔案工作實踐中的指導作用，利用理論的思想基礎、核心內容以及理論依據和研究方法。同年10月，吳寶康教授說：“現在，已經到了有必要、有可能提出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中心課題的檔案利用理論的時候了。對于檔案利用工作從利用到開放、開發過程的演變和發展，加以科學的描述，也就構成了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線索”。⑩
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明確規定了檔案利用與公布的原則，為檔案利用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準繩，促進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進一步完善。
1988年3月22日，吳寶康教授又說：“對于利用問題，檔案部門先提‘利用’，后來提‘開放’，到現在又提‘開發’。我認為從利用到開放，到開發，這是對檔案問題認識的深化與發展”。⑾
1989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鄧紹興、陳智為兩位教授主編的《檔案管理學》高校文科教材。在該書第六章“檔案的提供利用服務”中，詳細地闡述了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含義、開展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理論基礎、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要求、檔案提供利用的途徑與方式、檔案咨詢服務、檔案用戶調研和開放檔案等，為豐富和發展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1993年9月，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校文獻情報學系羅輝同志編著的《檔案信息開發與利用》一書。該書系統地闡明了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的基本理論、原理、原則和方法，內容涉及檔案信息系統的構成，檔案信息開發的程序、規律、條件、方式和方法，檔案用戶研究和信息反饋，檔案利用理論概述等。這既是我國檔案理論工作者對信息時代的到來所作出的積極敏銳的反應，又是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進行大膽探索和認真梳理的嘗試。
1995年，吳寶康教授在《略論利用與編研》一文中說：“最近，我在利用與基礎工作的關系上，主張用三句話來概括我們的認識：這就是以管理(包括收集、整理、保管和保護等)為基礎，以利用為中心(目的、主導)，以服務為根本(方向)。以此作為我們從全局出發的宏觀管理的指導思想。它是辯證的、全面的，在貫徹執行時，應視各地各單位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⑿
1996年，吳寶康教授在《當代我國檔案工作的重要文獻》一文中說：“我是以利用為綱的思想理論的堅持者，甚至可以說我是個‘利用為綱論者’”⒀。“我始終認為利用為綱作為方針來說，隨著實踐的發展是可以改變并提出適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新方針的，但作為思想理論來說，我們是不能丟棄的。‘利用為綱’不能丟棄的思想理論內容主要有：(1)利用是目的，利用是主要環節，是中心，是重點，是關鍵，收集、整理、保管等是基礎。(2)檔案工作的根本性質是服務，這是檔案工作本身所含的矛盾特點所決定的。(3)檔案必須利用，通過利用來充分發揮其作用，為社會服務，并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等各方面緊密聯系起來，實現檔案自身的社會價值。包含著上述思想理論內容的‘利用為綱’是歷史實踐留下的思想財富，不僅不應拋棄，而且還應該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它，豐富它，使它更完善成熟起來”。⒁可見，吳寶康教授是何等地重視“利用為綱”這一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核心內容，他對于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的的確確地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1998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面向全國招標《現代檔案利用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項目。是年，全國有38個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和檔案實際工作部門參加競標。最終，該研究項目為安徽大學管理學院檔案學系青年教師馬仁杰副教授所中標。目前，該項目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如《論影響我國檔案利用的因素》、《新形勢下我國檔案利用工作的對策》、《關于徽州歷史檔案開發利用的若干問題》等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對豐富和發展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產生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1999年5月5日，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的修訂、頒布和實施，國家檔案局經國務院批準，適時地修改并發布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修改后的《檔案法》和《實施辦法》針對我國檔案利用工作中發生的隨意公布檔案造成國家秘密失、泄密以及構成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侵害等行為，補充規定了檔案公布的幾種行為。補充的行為有利用電子出版物或利用公眾計算機信息網絡等首次向社會公開檔案的內容，同時規定了公布檔案記載的內容，也是公布檔案的行為。這樣規定，可以有效地控制檔案利用工作中隨意公布檔案的行為，對違規者亦容易依法進行處理。
2000年3月18日，總參兵種部檔案館杜長安和李洪兩位同志聯合署名，在2000年第2期《檔案學通訊》上發表了題為《檔案工作走近人民》的長篇優秀論文。該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大聲疾呼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在為國家服務的同時，更應該為公民個人服務，并指出“檔案為公民個人服務，并不僅僅是指維護公民個人的物質利益，它還包括關注公民個人特有的精神需求，檔案要為公民提供根源感、身份感、榮譽感和集體記憶”⒂。這是新世紀有關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振聾發饋之作，它引起了我國檔案學界的普遍關注，并獲得了幾乎一致的好評。因此，可以認為，該文是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發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新之作。
2001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劉耿生教授編著的2l世紀檔案學系列教材之一《檔案開發與利用教程》。該書內容涉及開發利用檔案的重要途徑??編纂公布、必要措施??鑒辯真偽、最高形式??編史修志三個方面，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起到了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的作用。
總之，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內容不斷充實和完善，體系日益成熟，并逐步形成了我國獨有的特色。同時，我們應該看到：隨著現代高新信息技術的應用，特別是電子計算機的普及和網絡時代的來臨，我國檔案利用的方式、方法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如何面對這種挑戰，尤其是如何運用計算機網絡技術提供檔案利用服務，這就要求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工作者應加強對網絡技術、網上利用規律、網上利用者的特點等的研究。我們相信：對這些新挑戰及時、準確的回答，將會使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在2l世紀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注釋：
①周雪恒《中國檔案事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l版，第28?30頁。
②③馬仁杰：《論影響我國檔案利用的因素》，《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3期。
④周恩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l版，第186頁。
⑤裴桐：《當代中國的檔案事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4月第l版，第554頁。
⑥曹喜琛：《歷史檔案開放與檔案史料編研》，《上海檔案》，1998年第6期。
⑦⑧⑨羅輝：《檔案信息開發與利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l版，第289頁。
⑩吳健 珊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設和發展中國檔案學??論吳寶康教授學術思想(三)》，《檔案與建設》，1998年第11期。
⑿吳寶康：《略論利用與編研》，《航空檔案》，1995年第l期。 ⑩⑩吳寶康：《當代我國檔案工作的重要文獻》，《檔案與建設》，1996年第7。
⒂杜長安李洪：《檔案工作走近人民》，《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2期。
（郭紅解、李軍摘自《檔案學通訊》2002年第5期）
安徽大學管理學院 馬仁杰
合肥工業大學 張勝春
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源遠流長，而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則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其發展則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一、古老而年輕的檔案利用工作
在檔案產生之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使用種種原始的記事方法，諸如結繩、刻契、圖畫、口耳相傳等，來幫助自己記憶、保存、傳遞信息。只是這些記事方法沒有文字相助，難以準確地反映思想、完整地記錄事件。而檔案則不然，它憑借文字，能夠很容易地做到這一點。所以，檔案一出現就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并逐漸取代了種種原始的記事方法，成為我們的祖先跨入文明時代表達思想、交流經驗、記錄事實的幾乎是唯一重要的知識載體。不斷發展中的記事需要，正是檔案產生的強大動力。
眾所周知，檔案的產生與國家的出現差不多同時，檔案一經出現就成了統治者治理國家、維護統治的工具。由此可知：順應了利用檔案的需要而產生的檔案，從一開始就決非只是供觀賞的擺設，檔案和檔案工作形成之時，應當是檔案利用工作誕生之日。
我國夏代的檔案，迄今沒有發現，如何利用，不敢妄言。
考古發現的商代甲骨檔案，集中保管、分類貯藏、排列有序①，應當與當時方便利用的考慮不無關系。
西周以降，迄于明清，史籍記載漸多，人們得以了解不同朝代的檔案利用工作。歸納起來，我們大體上可以把這一階段的檔案利用工作分為三類：
第一類：資政。早期的檔案，幾乎是清一色的官府文書，用于資政乃是必然之事。周宣王“料民太原”、隋文帝“大索貌閱”，均是憑借舊檔案搜括隱匿民戶，事成后建立新檔，控制人口，加強自己的統治。叔孫通定朝儀、唐代憑甲歷授官銓選，也莫不是統治者利用檔案處理國家政務的適例。
第二類：育人。在檔案幾乎為唯一重要的知識載體的時代，統治者教育培養后代的唯一可以依憑的教材，不外乎檔案。我國歷史上所謂“學在官府”的時期，情況更是如此。即便孔子以后“學下私人”，至少在孔子時代，仍是以檔案為基本教材的。這從孔子編訂《六經》均取材于檔案可以窺見一二。之后，諸子百家各種著作衍生，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以檔案作為教材來育人這一點似乎逐漸淡化。但是，從秦代以吏為師，直到朱元璋在太子讀書的地方大本堂置放檔案，讓太子早早熟習政事，以及他編制《大誥》頒行天下，教民趨吉避兇等事例來看，以檔案育人的觀念，在我國整個封建社會，并沒有消失。
第三類：編撰。中國古籍汗牛充棟。自《六經》以下以檔案為素材編撰而成者數不勝數。眾多史籍，包括方志，如果離開了檔案，幾乎無法成書。被譽為先秦科技百科全書的《考工記》，堪稱最早記載了我國四大發明中火藥、指南針制造、使用情況的《武經總要》等科技、軍事書籍，如果離開了檔案，又何嘗能夠成書?
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進入民國以后，舊的傳統繼承了下來，官修前期國史，即是一例。清代編輯檔案的慣例，在北洋政府的一些國家機關中發展得更加系統化又是一例。與此同時，新的因素也在滋生：檔案的整理引進了較為科學的方法，檔案利用工作也隨之發生了若干變化，如匯編檔案雖屬已有之舊事，但檔案目錄的出版則屬創新之舉，而公布有歷史檔案的期刊《文獻特刊》的創辦則更是前所未有之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參與整理、匯編歷史檔案的文化學術團體之多，也僅見于這一時期。
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黨和國家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重視，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隨著歷史檔案的開放，更是開創了個嶄新的局面。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到全國各級各類檔案館查閱和資料的情況，有如下表所示②；
┌──────┬──────┬───────────┐
│利用情況│ 接待利用人次│提供檔案、資料卷(冊)次│
│ 年度 │ │ │
│ ＼＼│ │ │
├──────┼──────┼───────────┤
│ 1983年 │ 2117715│ 76053ll │
│ 1984年 │ 2828906│ 9403652 │
│ 1985年． │ 3629975│ 13241718 │
│ 1990年 │ 3432109│ 1582977 │
│ 1995年 │ 3494200│ l168962 │
└──────┴──────┴───────────┘
需要說明的是，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前有落實政策的高峰，后有利用檔案編史修志的高潮，至90年代中期，兩個浪頭過去，而利用檔案的人次和數量依然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這說明前來檔案館查閱檔案的勢頭仍然未減。
與此同時，各級各類檔案館編輯的檔案資料，僅僅是公開出版的，1981年就有20種，約1339萬字；1990年達425種，約2786l萬字；到1995年，更達495種，約37942萬字③。
當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90年中后期，隨著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現代高新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檔案和檔案工作，包括檔案利用從內容到方式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隨著電子文件(電子檔案)的大量產生和快速傳送，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在快速融入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同時，檔案利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這一改變在目前主要表現為網上公布檔案信息、網上借閱和網上咨詢等。我們相信，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進一步發展，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還將繼續發生一系列新的變化，從而使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超越前代，方興末艾”。
二、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
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全國出現了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隨之也開始了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共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1956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強調指出：“為了實現向科學進軍的計劃，我們必須為發展科學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在這里，具有首要意義的是要使科學家得到必要的圖書、檔案資料、技術資料和其他工作條件。必須……加強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的工作”。當時，全國檔案工作雖然經過了建國初期幾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很多人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認識，檔案工作的管理不集中，制度不統一，方法不科學，機構不健全，專業人員量少水平低，致使檔案管理不善等現象大量存在。這種狀況很不適應國家建設和科學研究對檔案利用的迫切需要。為此，1956年3月27日，在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同年4月16日，國務院公布了這個《決定》，4月21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社論。
該《決定》明確指出：“國家的全部檔案，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機關、部隊、團體、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歷史檔案和舊政權檔案，都是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書材料，都是我們國家的歷史財富。檔案工作的任務就是要在統一管理國家檔案的原則下建立國家檔案制度，科學地管理這些檔案，以便于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利用”。⑤(著重號為作者所加)。這一《決定》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檔案利用提供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也為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創立。盡管我們用現在的眼光來分析，該《決定》有其明顯的時代性和局限性，譬如，它認為檔案僅僅是便于為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提供服務，忽視了檔案更應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階層服務的內涵，并由此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檔案工作的相對被動和封閉，進而造成整個社會檔案意識的薄弱。但是，理論畢竟是理論，任何科學的理論都只能是一種指向真理的運動，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亦是如此。我們不應脫離特定的歷史時期和背景，用挑剔的眼光武斷地評判初創時期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局限性。
1959年4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第七次科學討論會上，我國著名的檔案學家吳寶康教授發表了《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一文，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內容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首次明確地提出檔案的保管和社會的利用是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檔案利用是檔案工作諸環節中的主要環節，利用是中心，利用是目的，并說這是我國檔案工作發展的客觀規律。
1961年9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舉行的科學討論會上，吳寶康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檔案工作矛盾問題的探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筆記》。該文是吳寶康教授《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一文的繼續和發展，它更深入、更全面地從理論上闡述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問題。該文認為：檔案文件收藏和供用之間的矛盾是檔案工作的基本矛盾，供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推動檔案工作向前發展的最有力、最活躍的因素，因而也就是決定性的因素。檔案收藏工作與供用工作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在一定的條件下，二者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檔案工作自身存在著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是內部矛盾；檔案工作的客觀需要，即社會對檔案的利用需求，這是外部矛盾，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發展變化影響著檔案工作的水平和質量。
196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檔案管理學》。在論述檔案利用的章節中，該書詳細探討了檔案利用概念的內涵、檔案利用工作的地位、檔案利用工作的服務方向、檔案利用與保密的關系、開展檔案利用工作的前提條件等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內容，其中，最突出的貢獻是對檔案利用概念的分析和闡述。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形成的時間，與歐美國家基本一致，從初期理論內容和體系來看，甚至可以說略高于歐美國家檔案利用理論的同期水平。我們認為：國務院《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的頒布、吳寶康教授《論當前檔案工作方針的正確性》和《關于檔案工作矛盾問題的探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筆記》兩篇學術論文的發表以及新中國第一部《檔案管理學》的出版，是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形成的顯著標志，它們宣告著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誕生。
三、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
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起步雖然不比歐美發達國家晚，研究水平和成果也并不遜色于它們，有些方面甚至略高于它們，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由于“左”傾思想的泛濫，特別是十年“文革”期間，在檔案工作領域中片面強調檔案和檔案工作的階級性和機要性，片面強調檔案工作是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工具，認為“以利用為綱”是修正主義的方針，是階級斗爭熄滅論的產物，致使全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遭受到巨大破壞，作為反映這一工作發展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也隨之遭受到了不應有的批判和否定。從此，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研究處于停滯甚至倒退狀態，這是導致我國檔案利用理論落后于歐美國家的主要原因。
1978年12月，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研究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獲得了新生。這種新生的表現之一，就是1979年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召開的檔案工作路線是非座談會，這次會議重新提出了檔案利用工作是檔案工作中心的思想。然而，對于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1980年5月23日至6月6日國家檔案局在北京召開的省級以上檔案館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傳達討論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開放歷史檔案的決定。曾三同志在會上做了《加強檔案館的恢復和整頓，積極開放歷史檔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重要講話。會議“集中力量討論檔案館怎樣加強檔案的基礎工作，積極開放歷史檔案，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科學研究和歷史研究服務的問題”。這次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歷史檔案，除極少部分限于在一定范圍利用外，其他一律向社會開放。這種在全國范圍內開放歷史檔案，即檔案利用工作從過去單純地為特定機構服務轉變為向社會開放，是一種質的飛躍，標志著我國檔案利用工作開始從封閉轉向開放，從被動服務轉向積極主動服務。更為重要的是，從長遠來看，開放思想和開放精神的確立或許遠比開放歷史檔案本身更具有深遠的影響和意義。從此以后，隨著全國檔案利用工作的蓬勃開展，20紀世紀80年代的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1981年11月，中國檔案學會成立，同時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檔案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開創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新階段，一批檔案理論工作者就我國當時檔案利用問題提交了具有相當理論水平的論文，從不同側面探討了我國歷史檔案的開放問題，反映出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沖破“左”的思想束縛，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實現了對檔案利用工作從利用到開放這一根本轉變的理性認識和總結。
1985年，國家檔案局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檔案館工作會議。會議提出了“解放思想，加快步伐，積極創造條件，開放一切應該開放的歷史檔案，使開放歷史檔案的工作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大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服務”的檔案工作指導思想和方針。會議明確指出：所謂進一步開放歷史檔案，一方面是進一步擴大開放歷史檔案的范圍，這就是除了繼續開放建國以前的歷史檔案以外，還要準備對建國以來滿30年的檔案，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實行開放；另一方面是進一步擴大利用歷史檔案的對象，即除了向機關、團體、學校、研究部門開放以外，還要向整個社會開放，允許公民利用檔案，還要在保護黨和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繼續向外國學者開放歷史檔案。
1986年，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就開放歷史檔案問題作出批示：“檔案的進一步開放(包括對國外開放)，勢在必行，這是繁榮我國學術事業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必然要求，各國的通例我國不能例外”，“這對于我國長期以來封閉式的檔案管理方式是一大改革”。
檔案工作指導思想與方針的確立，特別是大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任務的提出，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和提高。
1986年5月15日，吳寶康教授在石家莊檔案學術會議上首次明確地提出了“建設檔案利用理論，豐富發展檔案科學”的觀點。在這次會議上，他論述了檔案利用理論在檔案工作實踐中的指導作用，利用理論的思想基礎、核心內容以及理論依據和研究方法。同年10月，吳寶康教授說：“現在，已經到了有必要、有可能提出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中心課題的檔案利用理論的時候了。對于檔案利用工作從利用到開放、開發過程的演變和發展，加以科學的描述，也就構成了檔案利用理論的基本線索”。⑩
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明確規定了檔案利用與公布的原則，為檔案利用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準繩，促進了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進一步完善。
1988年3月22日，吳寶康教授又說：“對于利用問題，檔案部門先提‘利用’，后來提‘開放’，到現在又提‘開發’。我認為從利用到開放，到開發，這是對檔案問題認識的深化與發展”。⑾
1989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鄧紹興、陳智為兩位教授主編的《檔案管理學》高校文科教材。在該書第六章“檔案的提供利用服務”中，詳細地闡述了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含義、開展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理論基礎、檔案提供利用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要求、檔案提供利用的途徑與方式、檔案咨詢服務、檔案用戶調研和開放檔案等，為豐富和發展我國檔案利用理論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1993年9月，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校文獻情報學系羅輝同志編著的《檔案信息開發與利用》一書。該書系統地闡明了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的基本理論、原理、原則和方法，內容涉及檔案信息系統的構成，檔案信息開發的程序、規律、條件、方式和方法，檔案用戶研究和信息反饋，檔案利用理論概述等。這既是我國檔案理論工作者對信息時代的到來所作出的積極敏銳的反應，又是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進行大膽探索和認真梳理的嘗試。
1995年，吳寶康教授在《略論利用與編研》一文中說：“最近，我在利用與基礎工作的關系上，主張用三句話來概括我們的認識：這就是以管理(包括收集、整理、保管和保護等)為基礎，以利用為中心(目的、主導)，以服務為根本(方向)。以此作為我們從全局出發的宏觀管理的指導思想。它是辯證的、全面的，在貫徹執行時，應視各地各單位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⑿
1996年，吳寶康教授在《當代我國檔案工作的重要文獻》一文中說：“我是以利用為綱的思想理論的堅持者，甚至可以說我是個‘利用為綱論者’”⒀。“我始終認為利用為綱作為方針來說，隨著實踐的發展是可以改變并提出適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新方針的，但作為思想理論來說，我們是不能丟棄的。‘利用為綱’不能丟棄的思想理論內容主要有：(1)利用是目的，利用是主要環節，是中心，是重點，是關鍵，收集、整理、保管等是基礎。(2)檔案工作的根本性質是服務，這是檔案工作本身所含的矛盾特點所決定的。(3)檔案必須利用，通過利用來充分發揮其作用，為社會服務，并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等各方面緊密聯系起來，實現檔案自身的社會價值。包含著上述思想理論內容的‘利用為綱’是歷史實踐留下的思想財富，不僅不應拋棄，而且還應該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它，豐富它，使它更完善成熟起來”。⒁可見，吳寶康教授是何等地重視“利用為綱”這一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核心內容，他對于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的的確確地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1998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面向全國招標《現代檔案利用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項目。是年，全國有38個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和檔案實際工作部門參加競標。最終，該研究項目為安徽大學管理學院檔案學系青年教師馬仁杰副教授所中標。目前，該項目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如《論影響我國檔案利用的因素》、《新形勢下我國檔案利用工作的對策》、《關于徽州歷史檔案開發利用的若干問題》等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對豐富和發展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產生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1999年5月5日，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的修訂、頒布和實施，國家檔案局經國務院批準，適時地修改并發布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修改后的《檔案法》和《實施辦法》針對我國檔案利用工作中發生的隨意公布檔案造成國家秘密失、泄密以及構成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侵害等行為，補充規定了檔案公布的幾種行為。補充的行為有利用電子出版物或利用公眾計算機信息網絡等首次向社會公開檔案的內容，同時規定了公布檔案記載的內容，也是公布檔案的行為。這樣規定，可以有效地控制檔案利用工作中隨意公布檔案的行為，對違規者亦容易依法進行處理。
2000年3月18日，總參兵種部檔案館杜長安和李洪兩位同志聯合署名，在2000年第2期《檔案學通訊》上發表了題為《檔案工作走近人民》的長篇優秀論文。該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大聲疾呼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在為國家服務的同時，更應該為公民個人服務，并指出“檔案為公民個人服務，并不僅僅是指維護公民個人的物質利益，它還包括關注公民個人特有的精神需求，檔案要為公民提供根源感、身份感、榮譽感和集體記憶”⒂。這是新世紀有關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的振聾發饋之作，它引起了我國檔案學界的普遍關注，并獲得了幾乎一致的好評。因此，可以認為，該文是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發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新之作。
2001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劉耿生教授編著的2l世紀檔案學系列教材之一《檔案開發與利用教程》。該書內容涉及開發利用檔案的重要途徑??編纂公布、必要措施??鑒辯真偽、最高形式??編史修志三個方面，對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的發展起到了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的作用。
總之，我國的檔案利用理論，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內容不斷充實和完善，體系日益成熟，并逐步形成了我國獨有的特色。同時，我們應該看到：隨著現代高新信息技術的應用，特別是電子計算機的普及和網絡時代的來臨，我國檔案利用的方式、方法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如何面對這種挑戰，尤其是如何運用計算機網絡技術提供檔案利用服務，這就要求我國檔案利用理論工作者應加強對網絡技術、網上利用規律、網上利用者的特點等的研究。我們相信：對這些新挑戰及時、準確的回答，將會使我國檔案利用理論研究在2l世紀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注釋：
①周雪恒《中國檔案事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l版，第28?30頁。
②③馬仁杰：《論影響我國檔案利用的因素》，《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3期。
④周恩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l版，第186頁。
⑤裴桐：《當代中國的檔案事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4月第l版，第554頁。
⑥曹喜琛：《歷史檔案開放與檔案史料編研》，《上海檔案》，1998年第6期。
⑦⑧⑨羅輝：《檔案信息開發與利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l版，第289頁。
⑩吳健 珊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設和發展中國檔案學??論吳寶康教授學術思想(三)》，《檔案與建設》，1998年第11期。
⑿吳寶康：《略論利用與編研》，《航空檔案》，1995年第l期。 ⑩⑩吳寶康：《當代我國檔案工作的重要文獻》，《檔案與建設》，1996年第7。
⒂杜長安李洪：《檔案工作走近人民》，《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2期。
（郭紅解、李軍摘自《檔案學通訊》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