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尚瀛
檔案是歷史的記憶，是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最具說服力的權威。然而，在檔案的形成和收集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和認識的局限，致使有些檔案的記載與歷史真實相左。最近，我們在編輯《毛澤東與山東》這本書時，就發現了一個弄錯時態，把虛擬的計劃當做現實的典型。
1956年春，山東陽谷縣石門宋農業社《我們一個社要養兩萬頭豬》的文章在《農村工作通訊》上刊登，毛澤東看到后作了親筆批示：這個合作社可以這樣做，為什么別的合作社不可以這樣做呢?毛主席的批示和石門宋的材料印發給了一些農業合作社。“一個社養豬兩萬頭”的經驗立即在全國推廣，《人民日報》、《大眾日報》發表長篇報道和社論，國內外先后有30多萬人前去參觀。而實際情況是，養豬兩萬頭是該社1956年的計劃，而這個數目大大超出了他們的實際存養能力。毛主席的批示給石門宋人極大鼓舞的同時，也給他們和地方黨委、政府帶來很大的壓力。縣委、縣政府派出工作組落實養豬計劃，有的駐社干部提出“將死物變活物”，“砸鍋賣鐵也得買豬”。即使如此，這個社養豬數量較兩萬頭仍相差甚遠。飼料嚴重不足，防疫措施跟不上，全社20個村有17個村發生豬瘟。農民的積極性受到挫傷，有的社員反映再開會開死也不買豬。省委根據發生的問題，1957年發出指示，對其進行了糾正。
類似上述事例，檔案記載與歷史事實不完全符合，甚至相去甚遠，在我們的館藏檔案中并不是很個別的現象。如建國以來浮夸風曾一度泛濫，在諸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口號下，在追求虛假政績思想指導下形成的一些檔案，它既是失實的，因為于事實不符；但又是真實的，它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創作者的意圖。努力做到對檔案負責和對歷史負責的統一，應當作為檔案工作者的追求。對檔案負責，按照黨和國家的有關文件，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將這些檔案剔除銷毀。對歷史負責，就是要求我們防止誤引誤用，以訛傳訛。所以根據檔案形成的時代背景有重點地對檔案內容考證，是非常必要甚至是非常迫切的一項工作。
檔案館進行檔案內容的考證，首先要準確定位，它既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檔案整理，也不同于探求歷史真相的史學研究，應當是檔案鑒定的延伸和拓展，是檔案管理向高水平提升的體現。二是確定工作重點和范圍，檔案館館藏浩繁，這項工作應當把特殊歷史時期的主要檔案和在檔案利用工作中已經發現的問題作為重點，制定計劃，逐步實施。三是明確目的、要求，不對歷史事件本身作評論、下結論，僅以詮釋和介紹性文字把檔案形成的背景，用相關的檔案印證，把客觀真實引薦給檔案利用者。詮釋、介紹和檔案印證，力求準確、全面、客觀。檔案內容的考證是一個過程，考證中所形成的材料，應作為檔案附件同檔案一起保存。檔案內容的考證工作可以統籌安排，結合檔案級別、價值鑒定、開放檔案審查一并進行，也可在檔案編研和編目工作中增添此項內容，一舉多得。
檔案業務工作實踐和探索需要正確的理論指導，檔案學術研究也應對檔案內客考證工作的意義、規律、具體做法進行探討。借鑒詮釋學、訓詁學和古籍校注考異、文物鑒定等相關理論和方法，逐步建立起探討其規律和方法的檔案學科新分支，培養造就一批這方面的學者和專家。結合實際，廣泛而又富有成效的研究，對于堅持真理，求真務實，營造良好的黨風和社會風氣，也將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
（牛角摘自《中國檔案》2004年第1期）